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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突围之路
当下故事学面临研究范式模式化、创新性不足等困境，笔者以为积极吸纳相关学科成果，坚守故事学的学科本位，开创新研究范式，完善故事学话语体系是当下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突围的有效路径。
眼光向外：故事学的开放性
中国民间故事研究要摆脱模式化的困境应不断吸纳相关学科方法，保持开放性。故事学能够成立是因有独特的研究范式（如历史地理学派、形态学）与术语体系（类型、母题、功能）做支撑。而历史地理学派、故事形态学理论是以民间故事为本体借鉴进化论、实证主义、形态学、语言学等学科方法搭建而成的。就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实践来看，发现问题寻求外来理论解释是常见的研究模式，如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派、结构主义、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等外来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实践。在外来理论的译介与实践过程中，中国故事学者并未完全照搬，而是对外来理论进行充实和修正，拓宽中国民间故事研究路径。如刘守华的故事文化学范式就注意到历史地理学派的一元说缺陷、过于注重口传文本忽视文献记述和口传叙事艺术特征的不足，关注到中国民间故事传承的本土特质，还借鉴了本土的考据方法。再如表演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中，中国学者也是吸纳表演理论注重语境、过程、演述空间、传统及传承人的优点，“将多种理论视角相融合、强调历史维度、重新思考文本与语境的关系。”江帆、林继富、祝秀丽、王作栋等人的故事讲述研究正是居于悠久的故事讲述传统、农耕文化背景、丰富多样的文献记述得出的，深化了中国民间故事讲述研究，拓展了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空间。
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开放性不仅是吸纳西方故事学理论，民俗学、人类学、比较文学、古代文学、儿童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只要有助于阐释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中的问题，都可以借鉴。如数据库能为民间故事的历史地理考察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持。借助图像等材料，我们能获取文化交流密切地区民间故事传播更为确凿的论据，如陈明的《三条鱼的故事》。新近的实践民俗学关注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实践，“研究者不再以旁观指摘的姿态，而是深入到民众的生活世界之中并与之融为一体，他不仅作为认识主体，也成为了实践主体”。这一视角对我们如何探寻民间故事讲述人的心灵史及故事文本的价值及意蕴带来启迪。积极吸纳相关学科方法是故事学摆脱模式化弊病的有效手段。
眼光向内：夯实故事学学科根基
中国故事学的推进需要进一步夯实学科基础，将资源优势转换为学科优势。故事学的多种研究理路也需要不断整合，拓展新空间。以比较故事研究为例，原有的故事起源的一元论和多元论并存给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带来挑战，由于资料掌握有限及对历史地理学派方法的精细化了解不足，比较故事研究在21世纪初呈现弱化倾向。但民间故事的相互交流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刘守华提出的“多元播化”观是针对中国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事实得出的，有助于深化民间故事比较研究。以故事类型为基点，将比较研究、形态研究、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图像学、人文地理学等相关学科方法统合是深化当前民间故事研究的有效路径。
民间故事的诸多研究方法的整合也面临诸多挑战。形态结构研究和文化意蕴研究两种研究理路缺乏有效勾连可谓是故事学的“阿喀琉斯之踵”，历来遭受形式与内容分析相脱节的诟病。尽管普罗普认为“只有在研究了故事的形式系统并确定了它的历史根源之后，才有可能在其历史发展中客观科学地揭示故事中包含的最有意思、最意味深长的民间哲学与民间道德的世界”。但普罗普并没有解决神奇故事形态结构的多样但文化意蕴却大抵相似问题，而且非神奇婚姻主题的幻想故事根源用成年礼来解释也显然不合理。就国内故事学界来看，也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形态结构研究和文化意蕴研究难以兼容。刘魁立认为“历时研究必然仅限于某一具体对象，无法将其所包含的全部成分和关联都予以说明，而共时研究则能抛开时间概念，在更宽广的范围内集中所有对象。这两种研究方法是不相容的。”施爱东也认为“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正是无法相容的两种研究方法，坚持共时性，恰恰必须排斥历时研究和文化研究。”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应该结合起来分析。钟敬文认为“应该把故事当作人民的精神产物来对待，而不能只像故事类型学派那样，把它当作一种结构形式来拆解。特别是在研究中国故事上，还要研究它所联系的社会生活、文化传承、讲述活动和表演语境等，而不能只分析它的情节单元，这样才能得出比较适当的结论。”刘守华认为民间故事形态结构繁复多样的背后“总遵循着某种逻辑，或暗含着某种文化信息与特殊意趣。”刘守华的“故事文化学”也是倡导形态结构和文化意蕴、审美艺术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就当下研究实践来看，如何破解形态结构与内容分析互相脱离的“两张皮”现象是深化民间故事文本研究的核心问题。
当下的民间故事研究，不仅在文本研究诸多方法间需要统合，而且民间故事讲述研究和文本研究之间也需有效勾连。步入21世纪，随着语境成为民俗研究的热词，学人开始反思重语境轻文本的倾向。陈建宪在新世纪初提出“走向田野，回归文本”是系关民间文艺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刘宗迪呼吁“超越语境，回归文学”。杨利慧也认为过于注重语境会导致轻视文本。万建中也提出关注民间文学的文学性和生活性兼备的特征。文本与语境是故事学不可分割的两翼，惟有两翼齐飞才能开拓民间故事研究的新天地。
眼光向下：直面当代民间故事的多重生存样态
中国民间故事学人应眼光向下，迎接社会变迁及新媒体技术给民间故事生存状态带来的变化。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生存空间中，随着传统村落的日渐凋零，讲故事作为村落社会的娱乐交际方式亦随之消退，基于乡土语境的民间故事讲述研究空间日渐逼仄。但我们也应意识到，原有的讲述语境的消失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不需要故事。换个角度看，民间故事在现代化语境下以文字化、影视化、动漫化、游戏化、舞台化、图像化等新的方式存在，呈现出“再民间化”特征。传播方式不再是单一的邻里、家庭间的口传方式，而是通过文字、影像、动漫、网络等多元载体以改编、改写、再创作等方式回归民众的日常生活。实际上，讲故事已成为许多家庭的亲子交流方式，边读边讲成为当代故事讲述的常态。“凯叔讲故事”“小丽阿姨讲故事”等广受欢迎的自媒体节目成为新媒体语境下的故事讲述形式。新时代的“故事讲述家”不再是面对面的讲述而是远距离地一对多讲述。多种载体的民间故事彼此间形成互文关系，研究领域也涉及民间文学、影视艺术、戏剧学、网络文学、传播学、儿童文学等多个学科，民间故事研究因此将迎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再民间化”为我们研究当下的民间故事提供了新的视角，已有故事学人展开相关研究，如祝秀丽的《民间故事讲述的话语互动序列与合作叙事》。
本土话语、术语体系与中国学派
中国民间故事研究须坚持故事学的学科本位，夯实学科基础，积极吸纳其他学科方法和新技术，深入挖掘本土资源，关注当下民间故事的复杂生存状态才能化危机为转机，建立故事学的“中国话语”。吕微认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不是西方现代学术的整体移植，而只是借助了西方学术的表层语汇，其深层理念无疑已经本土化了。”本土化是中国故事学的重要特色，如顾颉刚的历史演进法、钟敬文的故事分类学、刘守华的故事文化学、刘魁立的民间叙事生命树理论，等等。但学科理论建设不足依然困扰着当下故事学界。
就中国故事学七十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提出了一些创新观点但不成体系。刘魁立1950年代提出“活鱼要从水中看”、段宝林1980年代提出“立体描写”、钟敬文1980年代提出“生活相”等创新观点。这些观点与21世纪中国民俗学界的“语境”“表演理论”“生活世界”等热词在学理上有相通之处。但受诸多因素所限上述观点并未在当时学界展开深入讨论，失去与国际民俗学界进行学术对话的良机，又因只是观点缺乏进一步的理论命题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术语体系，在外来理论译介到国内后日渐被淡化。术语的体系化是形成学派的关键，以表演理论为例，表演理论体系中有“被叙述的事件、叙述文本、叙述事件”等核心术语，还包括“特殊的符码、比喻性的语言、平行关系、特殊的辅助语言、特殊的套语、求诸传统、对表演的否认”等相关术语，借助一系列互相关联的术语体系构成理论框架及富有阐释力的个案研究，表演理论在国际民俗学界产生很大影响。术语体系及阐释力不足是当下中国故事学乃至民俗学界的软肋。但就故事学的文本术语建设来看，我们提出了故事群、故事带、类型核、中心母题、积极母题链、情节基干、节点、类型丛等新术语，其中“类型丛——类型——类型变体——情节基干——母题链——母题”的术语体系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结构的复杂多变提供了有效工具，比西方学者提出的类型、母题、母题素、原型、功能、神话素等术语体系的系统性更强。故事学的文本研究和语境研究是建立故事学中国学派的根基，当下我们还须在语境研究领域完善中国故事学的话语体系。
“学术的最高境界在于对自身文化的准确把握，而不是对国外理论的刻意模仿。”顾颉刚、钟敬文、刘魁立、刘守华、祁连休、段宝林等故事学家构建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质的研究模式和理论视角，是构建故事学“中国话语”的根基。但当下中国故事学术语体系化不足、研究范式缺乏创新性、未形成一系列理论命题是建设故事学“中国学派”的短板。惟有利用好本土材料提出具有阐释力的中国故事学话语体系，故事学的中国学派才得以成立，中国故事学才能在国际民间文艺学界发出“中国声音”。
（原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3期，注释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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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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