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将回归年划分为24个段落并分别予以命名的一种时间制度,也是围绕这一时间制度形成的观念体系和实践系统。它传承久远,播布广泛,内涵丰富,顺天应时是其文化精神。
所谓顺天应时,就是人要尊重生命节奏,遵循自然规律,根据自然界的变化、时间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循时而动,以合时宜,并充分利用自然之物,实现自身之圆满。《黄帝内经》云:“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谚语“种地不看天,瞎了莫埋怨”“种地不及时,囤里缺粮食”等所反映的,都是对于顺天应时的深刻认知。
顺天应时形成的实践和思想基础
顺天应时是二十四节气的文化精神,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的行事准则。这一行事准则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实践基础和思想基础。
首先是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自然结果。四季的循环往复、周期流转原本是一种自然现象,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人们发现了时间运行的周期性和变化的有序性,发现了时间推迁与寒来暑往、风霜雨雪以及动植物蛰伏振起、生死荣枯之间的关系,并深刻地意识到,只有根据时间的有序变化采取相应的行动,才更有如愿以偿、获得好结果的可能性。
其次,与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思想密切相关。关于什么是天人合一,不同学者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但天人合一大致应该包括天人一体、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等内容。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强调天地自然有其运行规律,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将人与自然定位在一种积极的和谐共生的关系中,既强调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又强调合理利用自然,“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使大自然造福于人类。
再次,这与中国人的关联宇宙观密切相关。传统社会中国人的宇宙观是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关联宇宙观。时间的变化也是阴阳互相作用的结果,先秦文献《管子》就已提出:“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宇宙的理想状态是阴阳调和。人生在天地之间,要循时而动,顺应阴阳变化,并促成阴阳调和。
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有机整体的宇宙观,中国古代思想家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进一步理论化,将天象、物候、人事统一组织到一个井然严密的时间秩序之中。《礼记·月令》对此有十分明晰的揭示。每个月的月令大致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当月的时间属性,如“孟春之月”的时间属性是:“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其二,当月的气候与物候,如孟春之月是“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其三,当月天子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等。其四,当月的节气日及围绕节气日展开的礼仪活动。其五,当月其他重要的礼仪活动。其六,当月应行之政。其七,当月禁行之政。其八,不按时令行事的恶果。从中可以看出,顺天应时的行事准则始终贯穿其中。一方面,人的一切活动都要以时间的特性为根本遵循,并与时间的特性保持高度的一致。比如孟春之月位在东方,其色为青,天子就要居于青阳左个,“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孟春之月是“天地和同,草木萌动”、万物生长之时,所以此时就不许用母畜作祭品,不许砍伐树木,不许捣毁鸟巢,杀害幼虫、已怀胎的母畜、刚出生的小兽、正学飞的小鸟,不许捕捉小兽和掏取鸟卵,也不可发动战争。另一方面,人类符合时宜的活动也能对时间的顺利转化起到积极作用,从而有利于万物生长、天人和谐。正如《白虎通义》在解释为什么冬至日要“休兵不举事,闭关商旅不行”所说的:“此日阳气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静,不复行役,扶助微气,成万物也。”
对于中国人而言,时间不仅是人事活动的维度,更是人事活动成败的决定性力量,而那些标志时间转化的具有节点意义的时间,具有重要价值。二十四节气是对时间的具体切分,其更替和周期性复现,就是时间的推迁和流转,其中标志节气变化的节气日则是时间推迁和流转的标志性时间,是重要的阴阳转化节点。
顺天应时作为二十四节气的文化精神,在实践层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日常生活,都根据节气的特性行当行之事,不行不当行之事,节气由此成为农业生产的指南针和日常生活的方向标。所以,“惊蛰春雷响,农夫闲转忙”“清明高粱接种谷,谷雨棉花再种薯”,农业生产必不误农时,根据农作物的生命节律而适时播种管理收割。人也要循时调整生活起居,行宜避忌,正如“立秋洗肚子,不长痱子拉肚子”“白露身不露,秋后少游水”等谚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格外注重养生,而根本的养生之道或养生之道的精髓就是顺应自然界的气候变化,与天地阴阳保持协调平衡,使人体内外环境和谐统一。
其二,格外重视节气日的时间节点意义和人事活动,官方往往在节气日颁布政令,举行多种礼仪活动,如冬至日祭天、夏至日祀地、春分日朝日、秋分日夕月、霜降日祭旗、四立日(指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迎气等,民间也将许多常日没有的活动集中于节气日举行。由此,节气日往往发展成为具有全国性或地方性的重要节日。
因地制宜是顺天应时的具体体现
气候、水文、地形、地貌、物产的不同,使得人们必须结合地域特征决定生产生活的节奏与内容,“顺天应时”里的“天”和“时”首先是客观的同时又是具体的自然界,生活在特定地方的人们所顺之天、所应之时,都必然首先是指这一个地方的天和时,因此,因地制宜是顺天应时的必然要求,只有“因地制宜”地“顺天应时”才是真正的“顺天应时”;因地制宜也是顺天应时的具体体现,只有充分考虑自然地理条件的地方性,二十四节气才能真正发挥指导农业生产、安排日常生活的作用。事实上,不同地方的中国人正是在二十四节气这一时间制度的框架下,因地制宜,生产出符合本地特点、具有本地特色、发挥本地优势的节气文化。
我国各地都有节气谚语,但不同地方的节气谚语总是包含着不同的内容,呈现出鲜明的地方性。如华东、华中、华南、四川及云贵高原都有谚语说“清明断雪,谷雨断霜”,河北、山西、陕西一带则说“清明断雪不断雪,谷雨断霜不断霜”,揭示了不同地方不同的气候状况。“春分早,谷雨迟,清明种棉正当时”与“清明种棉早,小满种棉迟,谷雨立夏正当时”,所反映的正是不同地方种植棉花的适宜时机。
再比如同一节气日,在不同的地方的重要性不同,不同地方也往往形成不同的习俗。以谷雨日为例,这个节气日在很多地方并不重要,也没有多少习俗活动,但在山东荣城就不同,当地有谚语云“谷雨时节,百鱼上岸”。谷雨一到,休整了一冬天的渔民开始整网出海。为了祈求平安和丰收,他们就在谷雨日举行隆重而盛大的仪式,虔诚地向海神献祭,由此谷雨日成为当地十分重要的节日。再比如,位于我国台湾宜兰县大元山山麓上的香格里拉休闲农场,被誉为“台湾休闲农场鼻祖”,十分注重二十四节气,尤其是惊蛰日、芒种日、白露日和冬至日,将其视为最重要的四个时间转换节点。农场工作人员将这几个节气日与农场的生产、生活相结合,写作了散文,并书写装裱,每到这四个节气日来临时,就更换上该节气的散文,同样是富有地方特色的节气文化。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哲学命题,在如何对待自然与自己以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方面,中国人给出了“顺天应时”的解答。人们在二十四节气交接更替的过程中贯彻顺天应时的观念,形成丰富生动的社会实践,为全人类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及其传承研究”(15BZW186)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9月20日第1782期 【本文责编:何厚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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