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适的民俗学研究方法来自本土的儒家传统和西方思想的双重影响，在胡适的民俗学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科学的”、“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方法，并且将这些亚久方法具体运用到《诗经》《孔雀东南飞》等古代民间文学作品探讨中。胡适的民俗学研究方法影响了董作宾、顾颉刚等学人的民俗学研究，他们从历史的、比较的和科学的视角丰富和发展了胡适开创的民俗学研究方法，成为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民俗学理论建设创立者、推动者。
关键词：胡适；民俗学；研究方法
近年来，胡适研究主要集中于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而在民俗学领域，对于胡适的贡献，尤其是胡适民俗学的思想和方法研究相对薄弱。即使有一些学者涉及到胡适的民俗学思想和方法研究，但是对胡适民俗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以及民俗学方法论的要义也是一笔带过。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丰富的个人学术经历，催生了胡适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形成。笔者以为，胡适民俗学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科学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等三个方面，这些方法不同程度地被董作宾、顾颉刚等学人继承和丰富，推动了当时中国民俗学理论建设，胡适民俗学研究方法至今仍在中国民俗学界发生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胡适是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民俗学研究的重要人物，是中国民俗学理论建设的推动者，然而，对于胡适在中国民俗学特殊贡献并未进行系统全面的讨论。近年来，学人讨论胡适的中国民俗学理论方法研究成果日渐增多，其胡适的民俗学学术遗产再次回到当代民俗学人的视野之中。
李小玲的《胡适与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潮》提及胡适的“历史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并认为他的“历史演进法”、“比较研究法”薪尽火传，“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证明胡适在中国民俗学领域中的不可或缺”。她对胡适的比较法进行了研究，认为胡适从西方的理论中引入了比较法，该方法对当时的歌谣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给人们研究文学和民俗现象以一种新启示新尝试。”
刘锡诚在《二十世纪中国民间学术史》中，提到胡适的“历史演进法”和“比较研究法”，他认为，胡适的“比较研究”直接影响了顾颉刚的苏州歌谣整理和董作宾的《看见她》研究，但是对胡适民俗学研究方法的来源并没有做详细的考证。
杜臻在研究中提及了胡适的“比较研究法”，他认为胡适的比较研究法来源于芬兰的历史地理学派，在康奈尔大学的留学过程中，他系统学习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理论，并将其研究方法带回到中国。结合胡适的生活、学习经历讨论是研究方法形成具有一定道理，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胡适与芬兰历史地理学派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
以上学人的讨论，为我们了解胡适的民俗学研究方法提供一定基础，但是，笔者以为这些研究成果没有涉及到或者较少地涉及到胡适民俗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创立、创新的独特性，以及对从事民俗学研究学人的影响性问题。胡适虽然不是纯粹的民俗学家，但是，他在民俗学领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在中国民俗学理论建设和学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胡适民俗学研究法形成的双重语境
胡适研究在国内方兴未艾，国外以及港台有关胡适研究的专著和文章有不少译成汉语或介绍国内学界。研究胡适的学者欧阳哲生在著作中谈到:“促使胡适成为中国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等广泛领域的现代化工作的引路人的主要因素应该归属于他所处的时代……他一生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是与他生活的这个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讨论胡适民俗学研究方法，必将谈及到胡适生活的时代。
十九世纪40年代，英国等西方国家陆陆续续完成了工业革命，财力物力大大增加，二十世纪初期，多数西方国家进入到“工业化时代”，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近代史时期，西方社会的军事能力差异呈几何级数发展，这一差距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西方军事领域的正面交锋起暴露无遗。进化论、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思想等思潮在学界掀起了热烈的讨论。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各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的思潮包含了民族主义关怀，成为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试图让知识分子阶层构建中国的“文艺复兴”，实现文化民族主义的相关主张。随着文艺复兴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到中国，诸多知识分子希望借助欧洲文艺复兴，拯救中国国民于水火之中。对于文艺复兴，各派学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例如，梁启超将文艺复兴与中国的学术史相对应，强调了从“古学复兴”的角度阐释中国学术思想史并探寻未来发展之路；学衡派学人认为只要能做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中国必将重新走上繁荣之路。
各派学人强调的文艺复兴虽然出发的角度不同，但是，都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对于文艺复兴的重要性，对当时中国文化道路的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学术界激起了“考古”的浪花。在疑古考古的过程中，部分学者对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学、史学作品的研究方法有所创新。梁启超在其史学研究中提到“试以科学的眼光严密审查，则其中误者伪者又不知凡几。”郑振铎整理了《晚清文选》《玄览堂丛书》，并且提到应当充分重视“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他们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如何研究古代文化的创见，间接地对近代以来中国民间文学的探讨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胡适认为，以话本、弹词、戏曲等由老百姓唱的情歌、情诗、儿歌等为“下层文学”的基础，通过采用老百姓活的文字、活的语言，以此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文艺复兴。
基于这种时代语境，民俗学研究方法产生自然带有一定的东方传统和西方色彩。胡适说：“我是从小从古典文学训练来的人，读了古文，通了诗词以后才觉悟，忏悔，提倡白话文学。”由其个人经历可窥之一二。胡适于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出生，其父供职于清廷，其母是“内持家政，外应门户”的妇女。胡适自幼聪慧，入学堂读书前就已识得近千字，在同龄孩童诵读《三字经》等启蒙读物之时，他就已在学习其父所著的《学为人诗》。该诗中的“穷理致知，反躬践实”的训条间接地萌发了胡适的考据思想。在后来胡适学习道路上，他又诵读了《小学》《论语》《诗经》《易经》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到天黑才回家”。在九年的家乡教育中，胡适“只学得了读书和写字两件事”，这为胡适今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文学基础。胡适求学于澄衷学堂的时候，接触到赫胥黎的存疑主义思想，他说赫胥黎的思想“教我怎样怀疑，教我怀疑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并且养成了“如一有怀疑，予以批判来证明或反证明”的习惯。胡适曾于1912年至1919年在美国留学，受教于哲学家杜威，在这期间，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思想，杜威的哲学观念逐渐成为胡适的生活和思想的向导，并成为其哲学思想的基础。由此可知，胡适的民俗学研究方法并不局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而是对实用主义哲学进行全面、细致分析的同时，结合自身生活过程中接受的各种知识进行选择，在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哲学思想碰撞、融合中形成了自己对于社会、人生和观察世界、研究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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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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