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茅盾在《春蚕》中以其对家乡蚕风蚕俗的熟悉及高超的叙事技巧将真实的民俗与虚构的故事作了高度的融合,既用民俗丰富了故事的地方色彩,又用故事展现了民俗的鲜活性,为在文学中构造过往民俗的现代存在空间作了一个示范。但是,茅盾《春蚕》中的民俗展示与现代读者、观众的情感交流关系也并非全方位的。换言之,茅盾作品中的民俗展示所带来的情感体验仅是现代读者面向民俗时的多元情感需求中的若干元。
(一)背景与风景
如上所述,茅盾强调小说创作中的“地方色”,但其对“地方色”的理解与某些乡土作家有着迥然的差异。1928年,茅盾在《小说研究ABC》中这样论述：“我们决不可误会‘地方色彩’即是某地风景之谓。风景只可算是造成地方色彩的表面而不重要的一部曲。地方色彩是一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之‘错综相’,不但有特殊的色,并且有特殊的味。”至1936年,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中对此作了更加深入地表述：“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然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茅盾在这里提出了文学中民俗展示的“背景”与“风景”区别论。
茅盾的《春蚕》将蚕风、蚕俗的描写与中国农民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承受深重苦难的刻画联系在一起,读者在客观地体察到鲜活的蚕风、蚕俗时,更多地还是为故事所揭示的时代悲剧所触动,更多地还是着眼于作为“前景”的那个丰收反成灾的事件,而不是作为“背景”的蚕风、蚕俗。作品这样的情感召唤结构虽然使其中的民俗展示有着直接、明晰的现实关系指向,为民俗触动读者观众的情感之弦构造了具体鲜活的情境,但又恰恰可能忽略、消解了民俗关注中所内蕴的坚守、好奇、缅怀等各种复杂的情感。因此,从民俗的文学化生存意义上来看,文学中的民俗不应仅仅作为风起云涌时代中人们现实斗争生活的背景注脚,也应该成为“风景”,以“出世”的情怀来“入世”,写一方净土,写一方旖旎,寄托悠远的审美理想,追寻失落的人性本真,以关怀更大的时代和更宽的现实,从而也获得更多的情感认同。究其内在逻辑,这里所说的文学中民俗“风景”化写作的意义自然也不止表面上所说的描写“特殊风情”和“异域图画”,而是指文学中的民俗展示以民俗的“异域风情”为主要能指,努力建构起一种指涉关系,把人们引向一个更宽阔与深厚的所指世界。而所谓更宽阔与更深厚的世界则应落脚于此两点：其一为审美无功利,其二为人的类本质性。换言之,就是在文学写作中淡化民俗现实存在关系中的时代利益纷争,淡化民俗在历史中的阶段性,淡化民俗在线性时间中的过去性,而突出其普适性、共时性与现在性,让民俗意象在文学中的存在如同那“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中的江月。
(二)苦与趣
茅盾的乡土小说以《春蚕》为典型,还有作为农村三部曲的后续两部《秋收》、《残冬》以及其他,如《水藻行》等,茅盾专门解释过这些小说的构思过程：“我每年至少要回一次家,或者接母亲来上海,或者送母亲回乌镇。每次大约一周至十天左右。所以对于家乡的变化,尤其是镇上小商户的苦乐,有所了解。”在这里,茅盾指出了自己关怀乡土民俗,实不同于把文学作为梦,只供呤咏风情、逃避现实的写作者,而是以现实主义的精神直面农村的苦难,要写出“农民的无知,被播弄”,以及“穷人们的眼泪”,以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谴责。因此,《春蚕》中的蚕风、蚕俗也就只能作为其讲述“农家苦”故事的载体。作家的世界观、倾向性总会在作品中流露,因而《春蚕》中蚕风、蚕俗的展示必定会因依附于这样一种艰难时事的刻画而染上无可回避的悲凉情调,以及成为作者对农民的精神愚昧进行批判的映照。
以历史进步的眼光来看,也许过往民俗中的确留存了许多愚昧与落后的东西,但若这些民俗仍还是我们留恋和希望传承的对象,我们就不应时常强调它属于过往的愚昧与落后,反而要为它面向现在与未来的美好大唱颂歌。所以,文学中的民俗刻画当然可以体现批判与反思的苦与痛,但从非遗保护的追求出发,实现民俗的文学化生存,也许更要努力去刻画出传统民俗中趣味盎然的那一面。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乡土文学的苦趣之争,以及中国古典文化对“趣”的阐释,文学展示民俗中的“趣”不过也就是找寻并突出民俗中的生趣、奇趣、机趣、谐趣、拙趣、雅趣等,借此来针砭时下令人不满乃至深恶痛绝而想逃避的呆板、庸俗、变态和异化。换言之,人们所爱之“趣”是在语境中存在的,趋“趣”避“苦”是一种疗伤方式,以真实抑或想象的理想他者建构精神家园,以寄放苦痛现实中无地容身的情意所求。所以,文学民俗的趣味化展示不直接写苦痛,而要写痛定思痛之后的愉悦本心,写活力、进取,写历久仍然弥新的事物,人们要在这里得到的不是从苦痛反思后觉醒而增生的力量,而应该是信仰永恒的淡然和坚定。
(三)时代理性与个人感伤
茅盾曾说过,“文艺家的任务不仅在分析现实,描写现实,而尤重于在分析现实描写现实中揭示了未来的途径。”所以,“总结起来说,《春蚕》构思的过程大约是这样的：‘先是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国内政治的混乱造成了那时的农村破产……从这一认识出发,算是《春蚕》的主题已经有了,其次便是处理人物,构造故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茅盾《春蚕》的创作是其本着革命文学“为人生”的宗旨,使地方色彩的描写和故乡记忆的表达成为了关怀“农家苦”的民本思想的承载和揭露苦痛根源以唤醒沉睡大众的启蒙工具。在这里,蚕乡的地方风情和茅盾的故乡记忆已成为一种搏击现实的意识形态力量,担当了那个时代启蒙和救亡的重大历史使命,有着鲜明的时代责任感。
然而,文学中的故乡记忆和地方风情不仅可以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也可以承载更多的无关乎时代理性的生命体验和个体人生的精神历程。在现代,民俗研究的前行和非遗保护运动的产生无疑有国家意识形态的推动,但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之外,促使某种民间习俗、文化形态得以在其族群、集体内部以至于外部承传的真正力量,或许更多地来源于这些传统保留并言说着某种生命体验,并与每一个体的后继者发生着亲密的交流,以至于传统与现代相通相融。也因此,上承“风景”说所言,文学中的故乡记忆和地方色彩是可以成为每一个游历者的主观所见所感,是可以出离时代理性思考审视的“现实”,去追逐一个可能缥缈却更为体己的个体体验世界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如果希冀通过在文学作品中展示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文学所独有的情感影响力使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多地获得现代民众的关注和认同,那么,基于民俗研究和非遗保护的现代语境,文学中的民俗展示就不能仅仅如“文学为人生”一派所倡导的,地方色彩和故乡记忆只是作为时代风云大势的一道涟漪、启蒙与拯救主题的一份承载。文学中的地方风情和故乡记忆还可以“为艺术而艺术”,以文字的永恒对抗时间的流逝、以想象的超脱和绚丽对抗现实的沉重和灰暗,最终在现代性的大潮中体察现代人生的缺失,以返回过去的方式反思现在和向往未来。因为,如吉登斯所言：“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现代性造就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催促着传统的失落,从而也造就了现代人“生活在他方”的无依感、焦躁感和残缺感,于是对自在生命的追寻,对精神家园的崇尚就成为现代人普遍的情感向度。所以,文学中的民俗展示即是这种现代性精神需求的命题,民俗的文学化生存最终离不开这种情感向度普遍而强大的召唤力量。
也许茅盾的《春蚕》没能向我们提供有关于文学中民俗展示的全部技巧和可能,但无疑为我们思考民俗的文学化生存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文本,这或许也是茅盾文学之于文学之外的意义吧。
（本文刊载于《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继续浏览：1 | 2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