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结论
学者们对中国鼠婚故事的研究，已经触及了故事学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讨论发生学问题时，学者们的研究渐渐走出了“印度起源论”的学术传统，结论总体走向由一元论向多元论过渡，由故事全部来源于外国向本土也可“自产”的方向发展。值得思考的是，在判断中国鼠婚故事的来源时，外部要素的分析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对文本的内部分析则成为断定其起源的重要依据和标准。这便自然将讨论的焦点落在了类型学分析上，也就是循环式结构究竟能否和鼠婚故事划上等号的问题。
而在中国鼠婚故事的类型划分上，学者们的标准是不一致的。除了循环式结构，将鼠和婚嫁这两个故事素作为类型划分的重要标准，也是具有合理性的。原因在于，若将其放入中国民间故事的海洋去考察，循环式结构并不是中国鼠婚故事的全部，而且循环式鼠婚故事在中国流传的鼠婚故事当中也并非呈现出“一枝独秀”的状态。由此也可以为中国鼠婚故事并非全部来自印度的结论提供依据。
学者们对中国鼠婚故事中蕴含的民俗心理进行分析，看似与发生学问题和类型学问题没有联系，却为“中国鼠婚故事为什么存在”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间接地印证了中国可以“自产”鼠婚故事的结论，也为将故事情节作为类型的划分提供了依据。中国鼠婚故事根植于农耕文明和中国鼠文化的土壤之中，即使没有外来影响，鼠文化与民间婚嫁习俗发生结合的几率也是很大的。民间需要鼠婚故事来表达内心的情感、满足民间对鼠的想象，这样的民俗心理推动着鼠婚故事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同时，如果将鼠形象和鼠婚故事具有的对立结构与类型的划分结合起来考虑，可以认为：中国鼠婚故事和其中的鼠形象不应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那么，将其他除循环式招婚故事以外的故事划入鼠婚故事的“阵营”中，是有道理的。
学者们在这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看法，这并非仅由鼠婚故事本身的特性所致。鼠婚故事的研究需要放进故事学的框架中去考察，同时，通过对鼠婚故事的研究也可以反思故事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两者互为表里。
回顾学者们90年来对中国鼠婚故事的研究，一直没有脱离历史地理学派和实证主义的思路，因此，根据材料的指向追溯故事的来源、构拟故事的传播路径是学者们的主要目的和任务。学者们讨论中国鼠婚故事形态结构和民俗心理的特殊性，多半是为了佐证自己对发生学问题的论断。在这90年的研究历程中，学者们已经破解了“印度起源论”的魔咒，不再坚守同类型的故事同出一源的假设，并提出中国独立产生鼠婚故事的可能性。这些成果都像是研究之路上一个又一个的里程碑，记录着学者们探索的足迹。但因缺少对发生学问题的本质进行反思和辨析，学者们的推断始终只能是推断。从学者们论证的逻辑出发，也不难发现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症结——凭借有限的、不完全的论据试图得出具有确定性和普遍性的结论，显然不能让人信服。即使学者们补充再多的材料，也不能穷尽样本，因此得出的结论只能在一定范围有效，这是中国鼠婚故事研究历程中的一大遗憾，也是历史地理学派的不足之处。
这些问题既是以往研究之路上的绊脚石，也是继续前行的垫脚石。在未来的中国鼠婚故事研究中，我们如若能对学科中的基本问题和理论来源加以辨析，或许可以绕开“路障”，从中拓展出新的探索视角。
（本文原载于《民俗研究》2019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