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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金翼山谷对三代人的回访与继续创作的意义在于，重新找到审视同一调查点的机会，这延伸了先驱者作品的学术生命与意义，并在新知的基础上提供再诠释。回访的工作加强了社区过程研究，其间被抽绎的重要学术问题获得了新的综合的机会，其中就包括闽东节日歌谣的构成与分布、神话传说圈，以及人类学与民间的不同诠释系统的综合问题。最有兴味的是，我们在这里撰写、分析歌谣，划分（唱本）传说圈与方言区的范畴问题，都涉及文化人类学、“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俗区”，乃至文学地理学的有趣学问。我们横向对比歌谣、戏剧、绘画、电影的诗学人类学诠释，它们几乎都逃不脱文学地理学的基底。
闽东的文化地理区位性，包含着生态环境（丘陵、林地、特定的动植物种群）和文化环境（特指闽东为朱熹过化之地）。一个世纪以来，尽管山谷内外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变动很快，但有时却难以改变民俗，只是有些做法和程度会发生变化。我们不得不这样思考：“在世界的政治地图与思想地图之间，存在一种巨大的差异。前者每五十年变换面貌，其上覆盖着一些不确、任意的分化，占据优势的核心是可变化的。与此相反，思想的地图缓慢地变更，其疆域的边界呈现出一种很大的稳定性”。这也是我在《银翅》里讨论过的，尽管一个世纪的地方政治不断变动，但文化是连续性的，不可能一下子中断，而激进政治过后经常表现为最终向区域文化、民俗和信仰的妥协。在平和喜乐的冬至年节时刻，我们发现习俗和《搓圆》的歌谣在闽东、闽北和闽中的广大方言区长久不变！这让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些就是我们今日文学（歌谣、话语韵律、诗作、戏剧等）的人类学和文学的地理学（动植物地理生态、方言地理）的联系性特征，以及相关的文化的意象（群）产生的共同基础。
莫莱蒂（Franco Moretti）和我们的做法很相像。他在《欧洲小说的地图册》里，把19世纪欧洲小说中的地点再现作为研究对象，随后又对在同一时期获得巨大成功的小说传播与接受的地点加以研究，而这两部分都涉及文学“与地点相连接”，旨在把“文学中的空间研究”与“空间中的文学研究”结合在一起。我们在人类学小说《金翼》及其续本《银翅》故事的同一发生地的系列回访调研作品，除论文以外，还有歌谣、诗作、绘画、戏剧与电影，三代人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而类同于“文学地理学”的章节，实际上是更大范畴的历史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空间中的文学研究”是包含在“空间中的历史与文化研究”之中的，如汉人社会早已“先在的（儒学）理念”——何时何地走进闽东丘陵地带并融化在闽东方言区（或更大的区域）的谐音、歌谣与节奏中，是一个长久的文化“过化”进程的文学“浸润”；而《银翅》中专章讨论几个世纪以来闽东脍炙人口的《闽都别记》评话、唱诗及其手抄本的传播圈研究，则透视了文学中所展示的传奇、歌谣、唱词和信仰的地理及其空间特征。
在闽东这个文学地理学和人类学视域中，有一天笔者参加了丘陵地带的一次家庭“祈男”科仪活动。事后油画家林建寿凭记忆完成了大幅油画《祈男》（庄孔韶创意、林建寿画）。《祈男》的构想来自古田农民思维中多子多福的生育观，以及颇为亲民的闾山派道教科仪片段。油画中的村姑不生男孩，请道士或红头师公做家庭仪式。这类仪式常见于驱邪纳吉、红事白事、祈福求子、节令祭祀等。闽东丘陵地带的住家道士、师公经常在一定地域之中以道场仪式满足这里农家的精神需求，旨在实现如祈男纳福一类的愿望。
我们还在跨学科的调研中，看到了一种不考虑跨学科并置的视角就难以发现问题的情形，即在以写论文为主的人类学家、需要直接拍摄的摄影师和摄像师，以及诗人和画家同时出现的情况下，科仪的拍照禁忌反而促进了我们对学科并置的思考。其实对人类学家来说这种场合时有发生。例如澳洲原住民平图琵人（Pintupi）的“梦境”场景图画，就不允许和画师不同性别的人观看。这样，参与者怎么办呢？这对人类学家而言并不难，他们用参与观察法，即使不做笔记，日后凭记忆也可以撰写论文，尤其是占多数的定性类论文；而我们从未想到的是，摄影师和摄像师竟完全无用武之地；原来以为画家也是可怜的，因为他们无法展开画布（然而我们最终理解画家也可以凭强大的记忆作画）；对诗人朋友来说更难不住了，他们抒情的与凭直觉的诗作从来都不用通过实证！相对于论文甚至散文，诗作都更能使那些“没有表达的情感得到自由表露”。为此，我们赞同“人类学主张把洞察诗歌意义的确定性重新设置为人类学的重心”。于是我们看到诗人、人类学家和以前缺少关注的画家的学问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可以在自身经历、体验、情感和记忆中吟诗、撰写或绘画。这样便呈现了事后作诗、写作和绘画的学科与专业的并置比较。的确，不同的文学艺术之间实在具有“某种共同的联系，某种互相认同的质素”（庞德语），何况像我们的团队，不同学科的专家都面临着同样直观的田野情景。根据柏格森“记忆就是影像的存活”的理念，记忆既指向物质与存在，又指向表象与精神。因此，凭记忆作诗、撰写与绘画所形成的是“过去与当前针对未来的‘综合体’”，是一种全新的物质与精神“交接”的展示，是人类无限思绪的不同表达。当然，田野现场也不会总是遇到不让拍照摄像的情况，传统影视和新媒体技术手段创造了众多视觉作品，因此我们几十年来完成的实验性的多元作品（论文、歌谣、诗作、戏剧、电影、绘画）围绕同一田野调查点的学科与专业并置现象，不仅提供了田野实证的直观场景，也提供了打通多学科的人类学的诗学新知。
我们应当进一步做一些多学科并置与实验性调研和创作的新观察，其重要性在于，这里的讨论主要不是关于他人诠释的诠释，而是基于笔者团队“不浪费”人类学的金翼山谷多项田野实验，并在诸多学科同类理论的比较之中做出的。进一步的“不浪费”人类学的新实验总结，对戏剧、电影、歌谣、诗作、小说等多种手法并置意义的研究过去很少见，这是因为传统重视对纵深而非并置的研究，而并置无疑具有不可多得的触类旁通的意义，尽管兼收并蓄增加了学问的难度。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再把诗学的研究仅仅限于文学。诗学不仅是文学的文本，而且是所有学科的文本，不仅是语言的创作，而且是所有领域的象征”。人类学诗学可以在多种民族志手法中展现，其广义的含义包括“使个体内在的生命被他人体验的艺术”。只不过我们的民族志和论文受到科学逻辑实证主义的长久影响，于是我们在写作时放不开，或完全没有空间将社会结构及关系里的美学、哲学与情感的成分包含进去。对于当今很多人类学家来说，他们越来越像政治家了，“诗学的根基已经不复存在。很多人类学研究已经失去了民族志和生活中诗学的互文性根基”。虽说田野人类学家可能比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专业的学生们更为注意研究对象主位表达的内部观点，但他们在处理材料和撰写论文时却很少在哲学、美学意义上思考自我与他者的流畅互动。人类学诗学和文学诗学的差别在于前者必须在田野参与观察中呈现，而文学诗学却不一定这样，尽管文学采风与体验颇有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意味。三十年前笔者发现了这一点，努力将《银翅》这一学术论著容纳多种混生的论说与文学笔法，特别是力图捕捉在田野工作时的“文化的直觉”。然而，笔者发现还不够，于是开始邀集志同道合者尝试在金翼山谷内外继续调研并创作人类学诗集、随笔、散文、小说、绘画、戏剧、摄影和纪录片作品，它们均是基于艺术、哲学和美学的人类学诗学思考。
金翼山谷内外民间唱本《闽都别记》的陈靖姑女神传播圈及方言歌谣分布，已经从口传的方言地理，女神神性和妇女生命历程，禁忌、信仰与科学的关系，隐喻与文本再造的多元角度扩充了社会生活的诗学关联；而如《搓圆》的农人歌谣和调查者的系列人类学节令诗的对照（见上文），实际上属于所谓“民族诗学”的分析范畴，这种汉文化和区域家族主义的憧憬借用了来自歌谣诗学的重复性、节日民俗的重复性和年年家家在厨房里搓圆的场景的重复性。配合冬至歌谣唱诵的场景，我们还可以看到诗学人类学的比拟、谐音、节奏、重复、隐喻和直觉呼应的不可言状的动力所在。而我们团队成员从田野现场启发和推敲冬至诗的翻译，同诗人庞德在多种语言文字之间徜徉找寻对译中的共同意象，其实都是为了深刻理解诗歌的真意，因为翻译是语言的诗性归属（黄运特语），以及体现意象上的民俗归属与文化归属。
而人类学家创作的人类学诗作，则总是如戴蒙德的诗歌一样，诗人把本文化与他文化的感受融为一体，并且把自我和他者并置地思考。如果我们把金翼山谷冬至的闽谣和人类学诗作也加以对应性考察，我们会发现这实现了主客位的诗学“并置”（juxtaposition），其诗作的节奏、重叠、谐音、隐喻、象征、意象都获得了直觉的沟通，数十年来调查者和调查对象最终达成了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交融状态。显然，来自田野基底和书斋的人类学诗学，超越了各种实证性（如科学、结构和关系之类）的层级和壁垒，超越了“地方化中的地方性知识与全球结构中的全球性概念”，呈现了在一个体验多元文化世界中的“后等级”（post-hierarchical）方式，达成了笔者乐于将其称作“流动的诗学人类学”的互趣状态。田野人类学诗作不仅要提供不同层次的直觉与隐喻起情起兴，还要尝试重拟被观察者的情感并临摹入诗，于是参与观察所提供的主客位的双重感触或分或合地流进诗中。因为有文化临摹、比较民俗和交叉文化情感交替的多元体验，诗作变换手法与形式便有了基础。
可见，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人类学诗学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知的意境。这是指它扩展了他者和自身互动的物质与精神层次，也能展现人类学常规作品“轮不上”安排或根本忽略的哲学与美学的思维与行为的动感所在，因此我们当然需要随时把握住人际交往的“流动的诗学人类学”。上述因在闽东田野采集冬至搓圆的歌谣和猿母与孝子的神话传说，我们组织师生讨论了语言人类学、闽东丘陵非人灵长类种群的生存环境，以及冬至农家搓圆场景下的孝道与朱熹《家礼》“过化”的先在理念影响。这是在田野工作基础上抒发家族主义人伦情感和守望相助精神的人类学诗学体验活动。让我们再次强调金翼山谷冬至歌谣的人类学诗学的如下特征：
大自然的韵律和节令生活的美感，在冬至期间连接着大小传统贯通的习俗与歌谣节奏。恰好是在共同的韵律中憧憬和推动饱满的家族主义，歌颂家族理想的整体性与延续性。总之，这种对家族主义的推动借用了来自歌谣诗学的重复性、节日民俗的重复性和年年家家在厨房里搓圆的场景的重复性。
诗学人类学总是聚焦田野直觉、精神与情感的互动瞬间。挖掘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如公安派的性灵、真和趣），重新思考歌谣、戏剧和电影等不同类别互动的灵感深邃境界，不是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的实证与一般文化诠释的努力可以完成的。
田野人类学诗歌是文化互动瞬间与灵感触发的产物，而地方长久流行的歌谣则是民俗群体性真情感知之精粹。人类学诗歌获得了他者-自我，以及族群之间、文化之间和田野场景之间的灵感并置状态，而诗歌、戏剧、绘画、电影等跨学科与跨专业的实验与并置状态，无疑可以对人类学形成潜在的重要补充。多样化的文艺形式与专业并置状态（不同的诗学表达）同变动中的科技、哲学、美学和直觉一旦相遇（科技人文场合与条件），触类旁通的田野人类学诗学（别论与通释）才会形成。
(本文选自《开放时代》2019年第2期，注释引用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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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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