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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跨层对话的不可通约性
从上述金字塔层级中我们可以看出，同一层级，以及相邻的两个层级之间是可以对话的，但是，跨越层级的对话却是很难实现的。
我们先以常规民俗学者陈泳超为例。陈泳超连续在山西洪洞做了8年调查，与洪洞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不仅被当地民众视做“亲戚”且以此为荣，可同样无法否认的是，陈泳超在《理智、情感与信仰的田野对流———兼覆罗兴振来信》中坦率地承认：“我是写了他们，却不是为他们写的！”
从村民一方的角度看，他们拿到了陈泳超的著作，却并不关心其学术思想和观点。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有没有出现在书中，有没有借助陈泳超的书进入历史。大家热衷于从书中找自己的化名及相关书写，陈泳超第一次把学生的硕士论文带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一开始找自己名字，没找到就特别沮丧：给你们提供那么多资料，怎么都没看到自己名字?后来他们就慢慢对出这个是我、那个是他”。其次，他们关心的是涉及本村的描写，有些人还对本村被提及太少而表示遗憾，至于那些跟自己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事件，则很少人关心。人们对于信息的关心度总是由我及人/由近及远逐渐减弱的，所以陈泳超感叹说：“学术著作对当地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学术离他们太远。
我的家乡民俗学调查也有相似经验。我在家乡江西石城县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多写点家乡的东西，宣传一下家乡文化”，甚至还会加上一句“把我们都写进去”。在我的调查中，甚至在一些神圣仪式上，总是会有一些成年人或儿童凑到我身边，想看看相机里有没有拍到自己。我常常遇到调查对象问：“你是记者吗?你会把我写到报纸上吗?”有一次我故意调侃一位中年男子：“你就不怕我在报纸上把你说成一个坏人吗?”他非常兴奋地说：“只要你提我的名字就行，我叫罗某某，金钱坑人，今年51岁，你把我说成恶霸都行。”他们至多关心自己是否出镜、如何出镜，而不会在意学者对事件的阐释，更不会关心学者的思想或观点。
正是基于对这种思维方式的理解，我向陈泳超建议说，可以跟罗兴振商量将他的来信收入著作修订版或公开发表。因为我相信罗兴振一定会乐于看到自己的文字被发表，使自己的思想在更大的平台上得到扩散。
即使作为民俗精英的杰出代表，作为《背过身去的大娘娘》最重要的书写对象，罗兴振依然无法理解陈著的核心思想，他只是要从书中找到自己最关心的问题：陈老师有没有把舜耕历山这一“历史事件”落实在洪洞。虽然陈著的副标题就赫然写着“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虽然陈泳超一再向罗兴振解释：“尧舜时代的真实性我无法证明（包括也不能证明其一定没有），但当地民众对于尧舜文化的认知及其创造和传承的民俗文化却是无比真实的历史事实，我要研究的正是这一民俗历史的存在和传承的动力机制。”可是罗兴振不关心这些，他完全无视陈著的核心问题与观点，不依不饶地一再追问：“如果舜不是真的有，那么你们陈王（陈泳超和王尧）二姓的根祖又该是谁呢?总不能没有根祖吧?如果没有根祖，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吗?这个提问乍一听是个笑谈，不是个问题，但仔细想来，却是个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我建议把他作为一个议题，提到计划组织召开的学术研究会上。”
陈泳超与罗兴振的一来一去之间，也许真的如罗兴振自己所感叹的：“也许所答非所问，也许牛唇不对马嘴。”
既然陈著不是为洪洞人写的，洪洞人也看不懂陈著，那么，陈著的接受者是谁呢?我们回到图1，首先当然是作为常规民俗学者的第二层级的同道，比如我自己就曾写过一篇书评，称赞陈著“提出了自己的‘传说动力学’理论，有效地解决了长期停滞不前的民间文学变异机制问题。同时就书中所涉及的学术概念与相关问题，逐一与相应的西学理论展开对话，从具体的田野实践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口传文化的层级理论”。其次是相邻上下两个层级的学者。前面说到，第一层级的代表人物吕微和户晓辉都是陈著的热心读者，其中吕微还是陈著的序言作者。至于第三层级的应用民俗学者（或者说地域文化研究者）是否关注陈著，我们可以从陈泳超的下面这段话中看出来：“这两年我都没去采访该活动，但山西其他一些高校的师生前赴后继地去调查，他们大多带着拙作，有的还不止带一本，经常送给当地好奇的民众，我的消息报告者在历山上就亲眼看到过别人赠送的拙作。”也就是说，从事地方文化调研或参与地方文化建设的山西高校的师生也是陈著的热心读者。
综上所述，任意一个层级的学术成果，都只能在同一层级，或与相邻的上一层级，或与相邻的下一层级之间进行有效对话。越过相邻层级的跨层对话即便勉强发生，也多是无效对话，即罗兴振老人所说的“牛唇不对马嘴”。
对处在第一层级的理论民俗学者来说，因为相邻的只有第二层级，所以，他们可以进行有效对话的对象也就大幅缩减，第二层级中愿意花时间去啃读吕微著作的人尚且寥寥，第三层级中的有效读者几近于零。这就是吕微和户晓辉的理论/观点曲高和寡的主要原因，也是陈泳超常常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来比况吕微的主要原因。
虽然吕微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与博大人文情怀的民俗学者，他跟陈泳超“我是写了他们，却不是为他们写的”不一样，吕微一直在深刻地思考着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可是，别说第四层级的民俗精英不可能读懂吕微，就算第三层级的学者，也没听说谁对吕微的论著产生过兴趣，所以说吕微也陷入了另一种悖论———我是为他们而写，却不是写给他们看的。
陈泳超与罗兴振之间也隔着一道深深的鸿沟，尽管两人都非常看重彼此的忘年情谊，陈泳超第一次收到罗兴振来信的时候，甚至“灵魂出窍般地呆坐了半天，百感交集，无可名状”，但他不会为了这份情谊而放弃自己的学术理念，他说：“被罗兴振视为生命的历山真实性论证，我站在学者的立场上，自然认为不能成立。”
相反，作为第三层级的实用民俗学者，却很能与地方精英打成一片。罗兴振的信中提到，山西师范大学的马志正教授，不仅写出了《舜耕历山在洪洞考辨》，而且不辞劳苦，通过实地考察“发现”了回心石、思过洞，“除此马老师还提出两件事物：一件是郭家庄有株大槐树，他定位爷爷树；一件是东圈头有株大杨树，他定位娘娘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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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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