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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民俗文化中，鬼怪形象十分多见。它应该归类于民间信仰的范畴，或者说，它属于信仰民俗的范围。它是人类早期思维的结晶，却不但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反而由简陋单纯变得复杂厚重、多姿多彩。
我们知道，鬼魂信仰和鬼灵崇拜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而普遍存在于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民族。据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看，鬼魂信仰在原始的“泛生信仰”、“泛灵信仰”中即已存在。在那里，鬼是一种庞杂的概念，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死后都会化为鬼，并且与神混为一谈，可谓无处无鬼神，无物不鬼神。随着历史的发展，鬼的概念变窄，变成了人死后的“第二生命体”，即人的不死的灵魂。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多神教国家，中国的儒释道三教和自然崇拜、祖宗崇拜等民间俗信中，都有大量鬼魂信仰和鬼灵崇拜的面影存在。
鬼怪形象其实是人的一种心理外化，是一种精神幻体。它有时候表现人的理想，有时候表现人的情感，它是人的七情六欲的象征物：爱情、亲情、友谊、仇恨、厌恶、恐惧、忏悔等等。它能帮助揭示人性的深度本质，它能披露人类社会的种种罪恶、正义还有温馨，它能为人类生活带来伤感、美感甚至乐感。
鬼怪故事向来是文学艺术家喜欢的题材。从六朝志怪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小说是它得以表现的一个好载体。中国“鬼戏”的传统几乎与戏剧的历史一样长。戏剧舞台是它得以表现的又一好载体：将民间传说、文人小说中无影无形的鬼，有声、有色、有形地显现出来。
鬼怪形象早已进入艺术领域，成为了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家手头不可或缺的艺术创作元素。《韩非子》里就记有“画鬼容易”的逸事，因“鬼神无形，不罄于前”，表明当时的画工中已有画鬼能手。六朝及以后各朝代的志怪体小说，更有大量的鬼怪故事留存。与之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是戏剧舞台上大量的“神鬼戏”。就现代戏剧而言，有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的表现主义代表作《鬼魂奏鸣曲》，我国话剧大师曹禺的《原野》，以及新时期的话剧名作《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屋外有暖流》等，这些剧作都塑造过感人至深的鬼形象或出现过鬼怪场面。现代人对于这些艺术作品的接受，并不是相信鬼魂的存在，而是欣赏其荒诞的美感和深层的哲理。
中国古代文艺里，“女鬼”的形象十分丰富，有名的如杜丽娘、李慧娘，昆剧折子戏《活捉》里的阎婆惜等。文言小说《聊斋志异》里也绝大多数是女鬼。笔者就曾写作过《论元代杂剧两“魂旦”兼及其他》，论析了窦娥魂与倩女魂。比较而言，“男鬼”就少得多，贫乏得多，可举的，似乎唯有钟馗一个。这在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传统中国，正是个奇异的、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于是，我们便不得不十分看重本文论述的这两部“男鬼”戏。
一、《生金阁》与无头鬼
《生金阁》，全名《包待制智赚生金阁》，《元曲选》题作“武汉臣”作，据今人考证，有误，现一般看做元末明初无名氏所作。剧情概要如下：
楔子：秀才郭成，因做一噩梦，让人算命说百日内有“血光之灾”，偕妻上京赶考兼避灾。随身带有风吹或扇风能作音乐响动的宝物“生金阁”。第一折：途中遇雪，郭上酒务喝酒，得遇衙内庞绩。郭求官心切，向庞献出生金阁，托其举荐。庞看中了郭妻的美貌，问郭讨取，郭不允，被庞锁在后槽亭柱上。第二折：庞让自家的一个嫫嫫劝说，嫫嫫从郭妻李氏处听说事实真相，与李一同痛骂庞，被庞推入井中死去。庞又砍去郭成的头，郭提着自己的头翻墙而去。第三折：元宵佳节，无头鬼提着头出现在闹市，追赶着仇人殴打，惊吓了赏灯的众人。包公与张千一起到酒务饮酒，听说了这件奇事，回去让衙役娄青晚上到城隍庙烧牒文勾鬼。三更时分，娄青壮着胆终于勾到了这个无头鬼。第四折：娄青带鬼来到开封府，入内回禀，可是鬼却没有跟进去，原来是这无头鬼“害饥”要吃“蒸饼”；第二回又没进去，原因是受到“门神户尉”的阻拦。包公亲自烧纸祭典了门神后，鬼才得以入内，包大人得审这一无头鬼。第二天，又有李氏与嫫嫫的孩子福童告状。包公设宴请庞绩，称自己在“西延边赏军”时得到一个宝贝叫“生金塔”，引出庞的生金阁，又让李氏、福童上宴唱曲，状告庞衙内的杀夫、杀母之罪。包公将庞治罪，分其财产给众人，又赐郭成“进士出身”，“使光幽壤”。
《生金阁》第一折正末扮郭成，第二折正旦扮嫫嫫，第三、第四折正末扮包公，打破了杂剧末本到底或者旦本到底的模式。
这部杂剧鬼戏，涉及中国民间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鬼魂观念。《礼记·祭法》云：“人死曰鬼。”远古时鬼的观念与祭祀特别是祖灵祭祀有关，“鬼”是用来代表祖先亡灵的思想符号。祭祖有伦理性、功利性(祈求保佑)目的。
鬼的分类十分多样。以死因而分者，有饿死鬼、淹死鬼、冻死鬼、冤死鬼等；以性格分者，有小气鬼、缺德鬼、机灵鬼等；以外形分：有赤(红)发鬼、长舌鬼、大头鬼、尖头鬼、无头鬼等。我们发现，分类很是强调头(脑袋)的颜色形状。这是最为一目了然的区别，也为戏剧塑造鬼怪形象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无头鬼的产生，一是与中国古代“斩首”之极刑有关；二是与“刑天舞干戚”的传说有关。刑天者，炎帝臣。《山海经·海内西经》：“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后来，“刑天舞干戚”便成了“复仇”的代名词。中国不少民间俗语也深蕴其含义。官僚或将领在布置手下人完成重要任务时，为了表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意思，往往会说：“不然，你提着脑袋来见我。”讲处境危险，则当事人有“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之谓。
无头鬼形象在其他文学作品中也有见。清代袁枚《子不语》中有《捧头司马》一篇，说一个名寒月的书生到陕西高陵探亲，途中在一座小庙投宿。正值八月中秋，清风明月，寒月正赏月时，忽见一穿官服佩朝珠的人走进庭院，项子上却无头颅。后那鬼坐下，手捧自己的头，拭擦眉眼，又套上项子，转首四望，目光炯炯。事后听说，这里曾有运粮误期被斩的司马，棺材寄放庙中，寒月这才明白自己真见鬼了。
关于无头鬼报仇的故事则可举《南皋笔记》中《无头鬼》一篇。说张生到友人徐生家宿夜，半夜见有个无头人举着颗人头进来，弄清床上不是徐生时，又嘟囔句“不是的”出去了。第二天，即闻朋友徐生被无头人所杀的消息，原来那人是徐所经手冤案中的屈死者，死不瞑目，前来报仇雪恨。
上海文艺出版社所编《中国鬼话》收有《唱歌骷髅》一则，说六兵卫被朋友七兵卫谋财害了命，三年后变成会唱歌的骷髅，七兵卫带它外出，赚了好多钱。有一次为王爷演出，骷髅却闭口不唱，王爷杀了七兵卫，骷髅终于为自己报了仇，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据文后所记，这故事流传于山西，由韩飞搜集。
无头鬼的故事都是非常强调“头”的。捧头司马精心地拭擦头颅上的眉目；杀徐生的冤魂也提着头前去报仇，不以其为累赘；会唱歌的骷髅更是只剩下头，身子没有了。因为他是“无头鬼”，故他何以无头便引人关注，故事正是由此“头”引发出来。因冤枉而失去脑袋的人，前去报仇，总要提着头去，这里的头，依然与它长在脖子上时的功用一样：冤有主、债有头，它是去认清仇人的。
《生金阁》的无头鬼形象在表演中一定十分奇特。根据现时依然能从舞台上看到的表演程式，我们可以想象，可能是扮演郭成的演员在头被“咔嚓”一下砍去的当口，他把头缩进了衣领里，而在手里又立即提颗与他容貌相像的头套。只要他稍稍走点矮步，就会很像个被砍去了头颅的人。这在头套和假面具用得十分普遍的有元一代是不困难的。这正是戏曲舞台上的“刑天舞干戚”。
元代之前的宋代，鬼怪表演在朝野两处都已十分盛行。《东京梦华录》中记有当时在“百戏”表演中的鬼怪，“假面披发，口吐狼牙焰火”。又有“抱锣(即鲍老)”、“硬鬼”、“钟馗”的“舞判”等细别。当时活跃在勾栏瓦舍的表演中，已出现专事装神弄鬼而出名的艺人。《梦华录》“京瓦伎艺”条中，在列举“杂扮”演员的名单后，有“外入孙三神鬼”语。戏剧伎艺人的名号中，也有“查查鬼张四”、“鬼婆婆”等，以“鬼”字命名的，当是擅长表演鬼怪的艺人。
元至元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有圣旨“禁治妆扮四天王等”，其中有“十六天魔休做者，杂剧里休做者，休吹弹者，四大天王休妆扮者，骷髅头休穿戴者”云。这从反面告诉我们，当时的扮演神鬼有多么流行，乃至须最高统治者出面来发号令禁止。因此，如果说骷髅头可以套在脑袋上演出，那么自然也能提在手上扮演无头鬼形象了。
此外，鬼怪故事有一定的示范垂诫的社会效用，鬼怪观念强化了伦理道德的约束力。民间相信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故阴曹地府的故事每每以人间社会为蓝本。鬼又分善恶，善鬼能按人世的道德标准惩恶扬善。而像郭成这样的冤鬼，则有替代民众发出谴责控诉、宣泄怨气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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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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