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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产阶级田野调查的方法论特色
民族志田野调查面临的中产阶级“可见度”问题，在抽样调查当中几乎被消解掉了，因为后者按照新白领定义的几个维度，就能够获得相对应的样本。而田野调查则首要突破“可见度”问题，接触到具体的中产阶级群体，进而与之建立稳定的田野关系。这一实践方式的不同，造成了研究贡献必然出现差异。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发现了中产阶级不同于农民工等底层社会的特征，其中之一是拥有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由于该群体的职业为其提供了高收入、高消费的经济条件，包含了文化资本的生活方式正在形成。其二是拥有相对丰富的资源，在利益受损时，可以动用多种资源、关系，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中产阶级群体拥有的物质和象征系统，也给田野调查者提出了新的要求，走近这一群体，并被该群体接纳，首先需要研究者能够具备与其社交的社会和物质条件，以相对平等的身份与其交往。例如，菲舍开着吉普车到酒吧与他的中产阶级朋友会面。[注]何伟在北京考驾照、租车上路旅行，才体会到第一代中产阶级“上路”表现出来的诸多恶劣习惯和“坏脾气”。[注]其次研究者应该进入被研究群体的朋友圈，与对方建立联系。例如Yongshun Cai采访到广州丽都花园小区维权组织的领导人，他们是研究者忠实的报导人。[注]An Chen则是通过自己的私营企业家朋友引荐进入到深圳、温州的企业家圈子，访谈他们对政府、对民主的看法。[注]依托学生的熟人关系，马丹丹发现“白富美”个人的淘宝消费和她的微博“晒”之间的转化关系，进而关注“白富美”身份构建的表演性。[注]不仅如此，研究者甚至还需要具备某种专业身份，才能够被中产阶级群体接受，例如张鹂以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开展田野调查。[注]第三，面对中产阶级群体内部的差异以及不同阶层的差异，也要求研究者具备田野调查的弹性。例如面对纠纷和矛盾，研究者在台北受访家庭的“站队”是灵活的，或者偏向大人或者偏向儿童。在长木社区则是与母亲“共谋”，保护孩子的自尊心。
参与观察从马林诺夫斯基建立现代人类学的初衷就明确指向“真实生活的不可测量方面”。采取田野调查方法介入中产阶级人群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其中一个瞩目的特点是，研究者不同程度地带入了自己的经历和角色。例如，陈蒙对母职的研究本身就包含了她自己也是一位母亲。[注]Lisa同样也是加入大连的一个慈善组织，作为其中一员，参与到伙伴们之间相互拥抱的“献爱心”集体行为。[注]研究者作为局内人，其身份资格的获得方式有以下几种：1.自己就是业主的一分子。这是大多数研究业主维权、中产阶级私人领域的研究者的做法。张鹂、汤芭、张敦福等人均采取这样的路径。[注]Non Arkaraprasertkul则以租客的身份入住静安一幢里弄社区，他的关键报导人是“老虎”这样一位在里弄做茶室生意的租客。[注]傅高义夫妇入住M町期间，他们的孩子和邻居的孩子们之间的社交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从研究对象到成为田野告一段落之后不断互访的好朋友，足见友谊之深。[注]2.进入公司成为一名白领。杨波以员工身份进入职场，深刻地体验到规训在自己身体和意识中留下的双重烙印，它发挥了自我管理的支配意识。[注]在习得纪律和规范的过程中，研究者还会进行中产阶级文化的自我教育。马丹丹就是利用服务员培训的机会，接触西餐厅鸡尾酒文化，并用员工价品尝不同种类的鸡尾酒味道，中产阶级的消费与感官建立接触地带。[注]3.进入中产阶级社交或者接受文化资本熏陶的文化机构，或者中产阶级把自己的孩子输送到私立学校等教育机构。Eileen Yuk-ha Tsang在深圳一家私立大学教授英语，利用工作之便，2011年她对学生的父母开展了15个深度访谈，15个入户访问。[注]李一在“学而思”机构做兼职老师，接触到一批中产阶级父母和他们的亲子关系。[注]Kimberly P.Williams通过长期参加周末“主日”教堂活动，认识了参加“主日”的黑人单亲妈妈和她们的孩子，熟悉之后有机会到她们的家庭拜访，得以在自然场景下观察到孩子“讲故事”事件的发生，而研究者本人也参与其中，成为母亲要求孩子“讲故事”的对象。[注]徐赣丽的研究生在一家为中产阶级会员服务的文化沙龙工作，这些文化活动包括乐器培训、茶道、插花、瑜伽等。[注]4.公共领域的社交。不少研究者是在公共领域与中产阶级的朋友接触并开展社交的，咖啡馆是“非正式”田野调查的瞩目场所。在这种空间里，William W.Kelly开始从咖啡馆里经常发生的一开始在他看来近似无聊的谈话中切入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日本中产阶级的双重情绪：现代化与怀旧并存、骄傲与焦虑集一身。而人们热衷的“无聊”谈话是Shonai地区流行的神道、神坛等“仙话”“鬼话”，依托20世纪60年代的农业绿色革命，从农民变身为“新中产阶级”的当地人不厌其烦地向游客讲述。[注]正是在咖啡馆泡出来的“共谋的默契”，使得他能够捕捉到现代化给予日本社会的两难处境。中产阶级的田野调查给予的启发是田野调查要在中产阶级生活和社交的真实空间里进行，从公共领域到注重隐私的家庭空间，伴随中产阶级群体丰富的娱乐、消费活动，散发着烟火气的民族志将以细腻的物质、感官体验，为近距离阅读(close reading)个人生活搭建桥梁，为感知城市特定人群的复杂情绪、社会氛围搭建桥梁。[注]研究者与受访者的田野关系的建立并非易事，研究者需要寻找一个让受访者舒适的身份进入“飞地”，降低对其空间的侵犯感。“自然观察”是方法论强调的要点，调查者尽量减少干预、倾听、低调(lowkey)的行事方式，是话语、“讲故事”、谈话等多元化叙事实践作为重要的田野材料的来源。
用消费的方式购买文化艺术活动，较之不花钱的“自我调节”，文化消费又加深了中产阶级追求文化品位的需求当中，市场开发与消费群体的价值导向的联系。关于市场营销在创造中产阶级消费风潮和消费倾向的主导作用，Jing Wang对“波波一族”进行了细致的市场动向的观察。作者讲述了一款饮料充满痞子气的logo是如何被设计出来的，又是如何成功投放到市场，吸引了一大批青少年接纳了这种不羁而又个性的卡通形象并自我标榜。[注]杂志又进一步把男性魅力赋予中产阶级男性形象，身体的表征从工人“老大哥”的强壮体魄向中产男士的“士绅”形象转变，性感的概念被重新界定。[注]这些例子不同程度说明，只有参与到研究对象群体涉入的活动和社会交往，依靠观察、亲身体验、交谈等多种方式，才能有可能发现中产阶级文化的经验构筑与符号发明。
五、结语：定量之不能、田野调查之所长
荷曼在“赋予中产阶级人类学的魅力”中强调，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来理论化中产阶级的文化与历史，将劳动、消费和市民身份与实践、空间作为两个研究内容，探讨中产阶级的实践、意识形态和意义。扩大劳动的外延，与市民行动的新的形式，以及消费的重要意义，运用民族志的方法，将中产阶级经验理论化。[注]这篇导言对于民族志贡献的经验和经验的理论化，给予极大的信心和鼓励。将劳动、空间、消费与行动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恰是中产阶级研究方法整合的尝试，也是理论化的真正诉求。
陈述了田野调查在接触研究群体的过程中探索出来的不同于乡村田野调查、都市边缘群体(例如农民工和少数民族)的方法论特征之后，笔者尝试概括定量之不能、田野调查之所长的若干基点。
1.生活方式。定量研究用抽样调查的统计方法可以呈现收入、学历和消费等综合指标构成的阶层状况，但是无法检测出生活方式，因而得出“生活方式模糊”、住房阶层化的结论。与之相反，与人群进行接触的田野调查和依赖深入访谈的质性研究则反复印证了中产阶层已经出现了某种生活方式的特征，瑜伽的身体感知、健身房的身体训练以及西餐厅食物唤起的感官愉悦，都在昭示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出现与扩张。这些无意识的行为惯习，是人类学的研究擅长，并对这一“无意识”行为领域表现出极大的研究兴趣和富有洞见的民族志论述。[注]研究发现，就中产阶级入住的高档小区(gated community)而言，局内人和局外人对道德的感知也是存在差异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身份看待空间的集体心理。局外人将“府邸”看作是飞地、孤岛，局内人则视“飞地”为私人属地，道德、素质话语在其中扮演了社会排斥作用。安全意识，如对外来者犯罪、偷盗的防范心理，也发挥了对“另类的他者”的排斥。[注]可惜，人类学并没有有意识地将这些研究专长转化为现代生活的人类学旨趣，例如中产阶级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如果能在这方面做出民族志的参与和积累，无疑会有助于深化文化资本的分层研究。
2.亲属关系。中产阶级群体是高度碎片化的构成，由于中产阶级群体内部是如此多样化，不同的精英投射也就呈现出定量研究者界定研究对象的差异。亲属关系几乎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本功。葛希芝在《中国马达》对明清时期的小资本主义以及妇女的商品化的精彩研究[注]，依赖的分析工具就是亲属关系。随着人口迁徙、城市化进程加快，人类学者跟随着这些农民迁徙的脚步，继续追踪他们延伸到城市的亲属关系实践和财富积累的过程。张鹂的浙江村调查、张慧对开矿致富的私营企业主群体的调查，展现出富裕农民享受到城市文明之后生活方式、观念和价值观发生的变化。研究者也要参与到这些“阔太太”的闲暇生活，例如打麻将、购物，才有可能从女人的“八卦”中了解到舆论包裹的道德和情感。[注]贫富分化、“一夜暴富”让相对平等的邻里关系、亲属关系变得敏感、复杂，张慧对村民“羡慕忌妒恨”的情感与心理进行了民族志的细致刻画。[注]
3.微观生活的观察。相较于参与、访谈而言，恰恰是观察，成为区别于统计方法构筑的可观察的行为科学的基石所在。往往是观察，能够发现不被统计的真实生活以及“大数据看不见”的生活经验。例如李一对儿童之间的“谈资”的论述，在抽样调查之中很难检测。[注]原因是这一儿童风俗依赖研究者对儿童群体的细致观察，才有可能挖掘出来。再如傅高义对M町的工薪族忌讳向亲戚朋友、邻居借钱，宁肯从银行贷款也避免向他人开口的矛盾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注]他们用最体面的家庭外表接待客人，关起门来却是“吃糠咽菜”、节衣缩食。表演的前后台关系只有自由出入工薪族家庭门户，才有可能发现其家庭生活的常态。这部分信息因为“家丑不可外扬”，很有可能在调查问卷中反映不出来。例如西餐厅田野调查，由于自我管理竭力以个体化方式来隐匿或阻碍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认同，问卷调查很难统计出来，原因之一是人们不大愿意如实回答。在这种情况下，深入工人群体，才有可能观察到他们的异质性文化的存在。
（本文发表于《民俗研究》2018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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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厚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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