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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管理与规训
素质话语作为新自由主义话语构建的重要部分，可以理解为“自我管理”(self-governance)。无论是素质话语，还是个体主义，均反映了分析单位的变化。前者关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产阶级想要成为文明代理人衍生的语言、教育和市民身份的优越性，后者关注算计、理性和私有产权意识在个体层面的启蒙与觉醒。张鹂强调中产阶级信奉的这套价值观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冲突，指出了背负沉重的传统负担而不得不付出的个人代价。[注]话语和实践整合起来，可以清晰地看到中产阶级崛起的社会图景正在形成。社会越分化，中产阶级的生活愿景越有感召力，这一生活悖论越真实。
尽管中产阶级奉行自我管理的铁律，不过根深蒂固的是国家政权在中产阶级形成过程中占据的支配地位。An Chen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企业家阶级和民主》一文中挖掘了中产阶级与大众区分开来的精英意识以及精英意识渗透的心理障碍。[注]联系韩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历程，他们在动员民众、抵制威权政府方面突破了An Chen所描述的中国中产阶级陷入的瓶颈，在民主体制改革运动中占据了主体性和主导性角色。其次，韩国高度强调国家在阶级形成中的角色。韩国中产阶级政治的性质和它与“工人阶级形成”的关系已被国家政治的性质所塑造。[注]如果再联系和社会主义中国更相近的越南的经验，则惊奇地发现，中产阶级仍旧与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依附于国家。Martin Gainsborough于1996-1997年在越南调查，描述了越南在过去的15到20年间五大阶级的利益基础，展现了“政治变迁发生于国家之内”。作者将这种社会治理方式的变迁称之为“尖锐棱角的渐渐软化”。[注]结合中、越、韩中产阶级所扮演的无法同质化的民主角色，印证了中产阶级在民主进程的角色复杂而多变。在笔者看来，中国中产阶级的民主道路不同于西方的本土化经历。这不仅仅是“不同的哲学和文化基础”的结果，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的再分配传统在社会转型的延续使然。中产阶级自我管理与政治的深刻关联，恰恰是中产阶级扮演民主角色的具体的现实条件。张鹂发现“间接统治”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变迁体现。[注]
抛开自我管理与国家政治的联系，自我管理也形成了中产阶级管理自我、婚姻、家庭的生活政治。奥维·洛夫格伦等人揭示了中产阶级信奉的自律，也和新的时间观密切相关。[注]丽萨·霍夫曼(Lisa Hoffman)对大连的人才交流市场进行田野调查，集中于大学生就业和中产阶级的婚姻、家庭。她发现，人才市场、素质和专业能力相互交织，构成了文明的话语，渗透到大学生的自我表达当中。而中产阶级家庭在夫妻的职业取向上体现出了双轨制的特点。[注]田野研究结束后，她转向活跃在大连的NGO组织，关注中产阶级参与慈善公益的动向，触及到中产阶级的情感需求，涉及到情感与阶层、集体人格之间的微妙渗透。之后，她开始把中产阶级从事慈善组织的方式对象化，转变为治理的概念，治理对象针对“不稳定阶级”。参与慈善的中产阶级为了不让接受施舍的人感到屈辱，采取了种种有人情味的治理方式。Lisa将个体融入社会组织中，她发现中产阶级参与的非正式组织释放了巨大的情感空间和灵活的实践策略。[注]有人情味的治理，作为“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的情感诉求与表达，正在填补政府治理的空缺，帮助政府排忧解难。她提醒我们，社会工作也有可能是这种情感治理的推动力量。
马丹丹在对中产阶级西餐厅田野调查的民族志案例当中，发现了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隐匿的阶级关系。[注]之所以是隐匿的，是因为在中产阶级表演的背后存在的是真实的生产关系。相较于中产阶级以表演为核心的消费文明，工人阶级的形成是隐性的线索，工人阶级管理着后台的非正式活动、语言和特殊社会关系。
规训是一个微观权力与身体化实践相结合的概念，尽管越来越多的企业民族志揭示了白领的规训内化于身体的过程，不过尚且缺乏与其他劳工群体的差异比较，建立不同位置、不同“生活方式”的高端和低端劳动力之间的联系。由于白领的劳动是高度标准化的，其劳动性质又是“去技能化的”，不容许个体差异的注入和技艺的“不可控”等变化，因为这些不可控因素会威胁企业机能的统一运转和秩序。[注]与之一致的是，工人阶级高度协作的标准化劳动也在强化。个体溢出流水线的偶然性也是个体威胁生产机械化运转的来源。这两者之间有何联系？区别于体力劳动的知识、智识等精神活动特征乃至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批判角色怎样体现出来？这些问题均是自我管理视角需要深入思考的地方，其也还会在家庭教养模式中被继续探讨。
三、母职、照料与教育
如果说住房是塑造中产阶级的物理空间，教育则是中产阶级保证自己的子女向上流动的手段。社会分层研究善于发现趋势和规律，但是无法进入到具体的实践路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则致力于回答文化资本如何影响社会地位获得，揭示文化资本作用于不同家庭教育和文化环境而展现的更多的教育处境的差异性。民族志更加细微地描述了家庭结构内部的女性角色和亲子关系，呈现了丰富多彩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母职和儿童叙事的研究视角初露锋芒。
Eileen Yuk-ha Tsang从生活机遇的角度论述了第一代中产阶级如何保证自己的子女拥有比自己更高的社会地位——教育消费成为向上层社会流动的途径。[注]正是依靠单位、户口、关系积累的丰厚的经济资本，使得第一代中产阶级负担得起高昂的文化资本，将子女首先输送到国内私立大学，其次是海外留学。不过在雷开春基于2011年的上海白领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中，户籍对于白领的身份认同已经失去了显著影响，至少说明户籍在上海的白领移民群体中正在失去优势。[注]
连接家庭成员纽带的是女主人，“母职”的概念渗透到通过市场购买的家务劳动、购买和消费市场提供的教育服务，将母亲与孩子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母亲扮演了不可或缺的家长角色。计迎春、苏熠慧等人对上海中产家庭的保姆开展调查，她们敏锐地发现了保姆拥有的代理母职的经验又会继续渗透于城乡二元分化的异质性空间之中。[注]不仅仅是陈蒙观察的中产家庭的母亲“密集母职”的强化，与雇佣关系相关的是，那些离开孩子、到大城市照顾别人家的孩子的母亲同样成为“超级妈妈”。[注]戴玛瑙(Norma Diamond)通过研究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家庭主妇发现，有工作的太太的社会化程度比全职太太高，后者逐渐与社会脱节。戴玛瑙认为1960-1970年发展的台湾经济，之所以会出现社会鼓励女人“结婚后回到家里去”，是因为男人害怕女人给自己抢工作，通过强化女性“母职”的舆论，进而强化男性在劳动市场和家庭占据的支配地位。[注]与之相较，陈蒙所描述的密集母职赋予中产阶级女性在家庭更大的决策权，其代价是女性从社会职责和社会价值的撤退。[注]
Hale-Benson在论证黑人儿童的一般语言实践之余，号召对黑人儿童的表达风格和民俗进行民族志的研究，相对于语言的语法结构，她更强调语言的实用性和在互动中的应用。[注]李一对儿童“谈资”的田野发现，拥有玩具、游玩等经历会成为儿童之间的“谈资”，甚至会构成交往或排斥的依据。[注]
中国中产阶级的本土化经验或许可以更进一步的延伸，将母职纳入亚洲、欧美中产阶级的家庭养育关系的比较框架中。例如儿童语言和社会化的议题可以被看作是母职议题的延伸，在不同国别的中产阶级家庭群体之中建立起比较的框架。Peggy J.Miller等人于1988-1991年分别在台北和芝加哥进行了中美中产阶级家庭教育比较的田野调查。他们从两到三岁幼童的个人叙事实践入手，通过共同叙事(co-narrative)这一概念，探索不同的亲子关系互动模式对于儿童自我建构的影响和塑造差异。[注]在儿童犯错中，台北家庭的母亲强调儿童是越轨者，并且通过叙事让儿童感知到自己是越轨者。叙事彰显出权威的声音同样是叙事实践，从长木社区又衍生出来芝加哥达利园(Daly Park)与长木社区的比较，指向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家庭教育对两到三岁幼儿在培养自主性自我的差别，体现在反驳、矛盾和冲突性亲子对话类型中：在中产阶级孩子眼中是自然权利的所在，在工人阶级孩子那里却是要争取、捍卫的。[注]工人阶级孩子被强化的反驳叙事类型与Peggy J.Miller在白人工人阶级社区调查发现的母子之间频繁进行的戏谑互动模式(teasing)有一致性。母亲通过戏弄的方式让孩子尽早了解生活的残忍，戏弄意味着语言的社会化。[注]联系台北中产阶级家庭的权威声音和达利园社区的母亲介入的驳斥模式以及戏弄模式，依然能够辨认其欧美个体主义哲学和儒家文化影响的家庭差异所在。
Kimberly P.Williams在芝加哥某教堂社区黑人中产阶级单亲家庭(通常是单亲妈妈)进行4个月的儿童“讲故事”的田野调查。四到五岁的儿童“讲故事”这一实践在单亲妈妈那里得到鼓励并演变为日常家庭生活的常规“表演”。研究者发现，儿童“讲故事”作为一个导管，将价值、信仰转移到中产阶级黑人儿童个人经验的叙事。它辅助学校教育，创造黑人中产阶级儿童的“文化”认同，黑人儿童的身份构成是“有文化(literate)的人”。[注]与之相较，国内对儿童世界的关注，尤其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教养与成长的特殊经验，尚有待开掘。而设计开放的比较框架，无论是同类群体的跨国比较还是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对照比较，显然是中产阶级本土化经验的研究现状更进一步的努力。依靠田野调查的努力，丽萨·霍夫曼所言的拓扑效应才能够注入实在的学术活力。[注]
在国内学者高度重视母职这一概念的学术热潮中，美国黑人单身(包括同居)的家户群体进入学术视野之中。这一群体被称之为黑人SALA(single and living alone)，在1980年以来二十年间极大的增长，既是婚姻衰退的回应，又是反贫困策略使然。尽管研究者运用定量方法论证了自己的假设：SALA比已婚夫妻家庭更可能成为中产阶级，不过研究者还是主张对该群体加以进一步的民族志和其他定性方法，帮助学者理解美国黑人的家户类型、阶级地位和生活机遇之间的互动关系。[注]黑人单身群体的研究给国内学者带来诸多启发，以母职为中心的家庭单位有可能掩盖反向于家庭、婚姻的单身群体的存在。面对单人餐的餐桌设置在餐饮空间保留的一席之地，与其强化核心家庭的中产阶级刻板印象，不如从现实生活当中并存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出发，注意到群体内部的多元化构成。[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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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厚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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