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

作者简介： 姜学龙, 男, 山东烟台人, 讲师, 博士生, 从事翻译学与翻译教学工作。

　　一、“花儿”英译的本质属性

 

　　众所周知,“花儿”是西北地区的一种民歌,但它到底是民间歌曲还是民族歌曲?民间歌曲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和劳动中自己创作、演唱的歌曲;而民族歌曲一般指一个民族特有或专有的歌曲,鉴于“花儿”在汉族和多个少数民族中均有传唱,应列入民间歌曲范畴。既然“花儿”从属于民间歌曲,那么毋庸置疑其英译应从属于民间歌曲翻译,民间歌曲翻译又必然从属于歌曲翻译。歌曲翻译根据翻译目的的不同,又分为歌词翻译和歌曲译配。歌词翻译以歌词的文学性对等转换为首要目的,确切地说属于文学翻译;而歌曲译配以歌词的演唱性转换为首要目的,兼顾文学性,它包括两个过程:译和配,译即是歌词翻译,配就是使所译的歌词配合原歌的曲调,从而使译配出来的歌曲能够演唱,因此歌曲译配应属于音乐翻译。“花儿”英译的从属关系如下:

 

　　“花儿”歌本英译属于文学翻译,而“花儿”歌曲译配属于音乐翻译。概括起来,“花儿”英译是一种民间口头文学翻译,具有文学翻译与音乐翻译的双重属性。“花儿”英译要兼顾其文学性与演唱性,就必须同时遵循文学翻译与音乐翻译的策略、方法与原则,既要跨越英汉两种语言文化的障碍,又要协调译词与曲调的关系。“花儿”英译的终极目的不是歌本文学形式的再现,而是歌本演唱形式的再现。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的对外译介,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提出了三种模式:民汉外语言翻译模式,几乎不提供语境知识;民汉外语言翻译模式,提供较丰富的语境知识;民外语言直译模式,提供非常详尽的民族志信息,包括民族志背景、表演惯例、表演者背景、原语言段落、田野工作者看法以及完整的文本化过程描述,等等[3]。前两种译介模式实际上是一种转译模式,即把民族方言土语先翻译或转写为汉语,再由汉语转译为外语,第三种才是一种无中介语的直译模式。本德尔认为,最后一种是少数民族口头文学外译最理想的方式,它不仅提供详尽的民族志信息,而且避免了汉语作为中介语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过滤,能够更完整地展现少数民族文化。

 

　　目前我国兼通民、外双语的翻译人才较少,因此少数民族口头文学外译大都采用本德尔提出的前两种模式。但民汉外翻译模式不利于他族文化的陌生化与整体化表达,汉语作为中介语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过滤器似的文化阻碍作用,在民族语到汉语的转化过程中会过滤掉一些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文化,可能会使“花儿”变成面向民族传统之外人们的印刷读物。而且,“花儿”作为一种口头传承的民歌,在外译前需先把视听文本转化成为书写文本,这种文本化过程不仅会消弭“花儿”真实的表演情景,还会或多或少地渗入歌本整理者的理解与阐释,甚至二度创作。翻译犹如从一个酒瓶往另一个酒瓶里倒酒,次数越多,洒得越多。“花儿”外译是一次“长途跋涉的文本旅行”,经历文本化、汉译、外译三次“倒洒”的过程,它所承载的独特民族文化与审美必然会有所遗失。民外直译模式省掉了中间环节,避免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过滤与归化,但兼通民、外双语的翻译人才在我国却又凤毛麟角。三种译介模式各有利弊,民歌“花儿”到底应以何种方式对外译介呢?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扬三种模式之所长,避三种模式之所短,开辟一条歌手、民俗专家、民汉译者(包括兼通当地方言土语与普通话的人)、汉英译者强强联手的多元合作之路。这样做有四大优势:第一,可最大限度地保留“花儿”的真实表演情景;第二,可在民俗专家的指导下更完整地彰显“花儿”的民族民俗文化;第三,民外直译可最大化减少“汉语过滤器”的归化影响;第四,多语合作解决了因兼通民、外双语翻译人才短缺而需从汉语转译的问题。总之,歌手、民俗专家、民汉译者、汉英译者多元合作的民外直接翻译模式打破了民汉外三语隔阂,跨越了学科界限,能够更生动地将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呈现在世界面前。因此,该模式是目前“花儿”英译的最佳方式。

 

　　当然,多元合作英译模式仅是一种宏观的指导思想,要想做好“花儿”外译还需要提出具体的英译策略与方法。“花儿”是一种典型的民间口头传承诗歌,与传统诗歌有着极大的差异,不能简单套用译介传统诗歌的方法,必须另辟蹊径。对民俗学的口头程式理论和表演理论进行跨学科的阐发,可为“花儿”的英译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