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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不是永远不灭的——20世纪民俗学的去向
福田：实在是辛苦了。
抱歉没有一开始就向各位问好。我是福田亚细男。
和菅先生认识来往时间很长了，菅先生还是跟以前一样管我叫“福(フク)田(ダ)(Fukuda）”（笑）。要发清音这一点，我曾经在这里那里，在各种场合说过写过，我叫“福(フク)田(タ)（Fukuta）”。是“柳(ヤナぎ)田(タ)（Yanagita）”“福(フク)田(タ)(Fukuta）”。据说要是叫“柳(ヤナギ)田(ダ)（Yanagida）”的话，柳田先生会不回答或者要求对方订正①。我是完全不在意的。菅先生管我叫“福(フク)田(ダ)(Fukuda）”，或者别的谁管我叫“福(フク)田(ダ)(Fukuda）”，都没关系。
刚才菅先生一直在阐述他整理的结果，但是因为他说话速度很快，我有点跟不上，有的地方也会想“是这样的吗？”不过，我想应该是整理得很恰当的。但是，20世纪民俗学，这个词放在这次会的题目里，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已经普遍地固定下来的词汇，实际上就我所知，应该是刚才介绍的女性民俗学研究会——虽然我是男的——叫我说两句，这样应她们的要求发言的时候，恐怕是第一次用到20世纪民俗学这个词。我自己在那之前没有说过，也不知道别人是否有谁用过这个说法。在这一点上，我曾经这样说过，在至今的学术史中，或者把民俗学在学术世界里抑或在社会上进行定位时，并没有20世纪民俗学这样的表达方式。关于这一点，刚才菅先生在某种意义上将20世纪民俗学作为一个固定的表达形式，并将其对象化进行议论，试图通过超越它实现21世纪民俗学的登场。但是我想，20世纪民俗学实际上是否是一个妥当的认知方式，是不是首先应该作为一个议论的对象呢？
20世纪民俗学，如刚才介绍过的那样，应该是形成于1908年。简单地说，柳田国男通过椎叶村和远野的事情发现了民俗的世界，同时获得了如《后狩词记》所体现的那样的历史认识，也就是从现在的情状去思考变迁，思考作为变化过程的历史，这是他的出发点。柳田这一历史认识来自于高莫的名著《作为历史科学的民俗学》的说法这一点，因罗纳尔多•莫斯在其论文《柳田民俗学的英国起源》（莫斯，1976）中指出柳田国男受到高莫的很大影响，这种说法被常识化、通说化了，实际上并非如此。1908年柳田国男通过椎叶之旅，以及结识佐佐木喜善这样的方式，发现了民俗的世界，并且由此获得了对历史的一定的认识。在同一年，也就是1908年，高莫的《作为历史科学的民俗学》出版。因此，与其说是影响，不如说这意味着，在同一时代，民俗学作为“认识历史的学问”在世界范围成立了。不用说，高莫的民俗学是进化主义的民俗学。他作为活跃在19世纪的人，不可能在那个时候突然出现，只是以出版“作为历史科学的民俗学”为题的书的形式突出地表现出来。我认为他是和柳田国男碰在一起了，在同时代成立的。一直以来的说法是，先有高莫，然后柳田在1910年读了高莫的书，受到了他的影响，形成了柳田国男的历史认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其次，刚才菅先生关于我作了很多介绍，实在惶恐。但是，如果这是发生在25年前的集会的话，介绍我的时候，会被当作异端的民俗学者来介绍。所谓异端，就是在某处有一个中心，从那里看来是游离的，位于边缘的。这种状态恐怕现在也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我这个人稍微有点不太老实稳重，按顺序来看的话，我和友人一起编了《民俗调查手册》（上野、高桑、福田、宫田编，1974），编了《日本民俗学概论》（福田、宫田编，1983），然后还做了其他各种工作，又编了《日本民俗大辞典》（福田、神田、新谷、中込、汤川、渡边编，1999、2000）,当然可能这些工作都已经被各位超越了。从这种外在形式看起来，怎么看都好像是处在中心。但是，在方法方面，或者是从学界来讲，并不见得有多么的处于中心。虽然，确实没有人再给予我异端这样的荣誉了，但是无疑并没有那么大的变化。因此，今天在讨论20世纪民俗学的时候，接下来对我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或者批评，我想我们双方对这些意见和批评的理解恐怕未必就完全一致，或者这些意见和批评对我们未必具有同样的意义。有鉴于此，我在这里对此想先请教一下各位主持人，你们是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考量20世纪民俗学的？此外，不是90年代——当然我自己是不能去评价自己的——可能，我在70、80年代所写的东西，所说的话，或许会在学术史上留下一点痕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民俗学并不是90年代民俗学。我的工作对这之前的时代也许是有意义的，但是我很怀疑20世纪民俗学和我的这些工作是否能够等同，或者说，把两者等同起来本身恐怕是有问题的。
正如刚才介绍过的那样，我是1959年进入东京教育大学的。因此，就像刚才讲到的分类那样，我经常说学院派民俗学是以1958年在大学开始专业教育为开端的,我是大学专业教育开始以后的第二届学生。我在某一次座谈会上也曾经说过，其他研究民俗学的各位，研究了其他学问以后再进入民俗学的世界，或者是发现了民俗学的世界，而我是通过所谓纯粹培养而学的民俗学。我在很多地方说过，这两者的区别很大，应该在座谈会上也说过。因为这样，所谓学院派民俗学实际上确实是我所一直经历过来的，也感觉到其中有很多问题点，但是，这些问题点到底有多大程度的意义，未必是由我自己来整理。希望能够听到对我在70、80年代左右写的那些旧论文的批评，进入21世纪后我还活了这么长时间，在这么些年里我所表达的观点，我所说的话，这些有多大程度的意义，也希望能够听到各位的意见。
没想到你们会准备了这样的讨论的空间。菅先生一直对我说：不管怎样你就站出来一次，你站出来。所以，我是先说好了没有办法准备发言用的材料，两手空空地作为一个人去参加，先说好了什么都无法准备，今天才来到这里。从这个意义上看，可能就是这个座位所象征的那样，检察官坐在对面，两位检察官对我进行审问……
菅：通常被告坐的是我们这一侧。（笑）
福田：请多多关照。总之，就是这样。
菅：非常感谢！
确实，说是20世纪民俗学，那也是一个非常多样而庞大的存在,这一点我们也非常非常清楚。但是，有一点肯定没有错的是，即使不将20世纪民俗学概括为一个整体，但是在这个学术世界里写过的文章，作过的发言，口头讲到的，以及表达过的观点，此外我们还有学会这样的研究者组织，在这里面福田先生的活跃度、影响力都是很大的。不管是哪个方面,实际上能够凌驾于福田先生之上的人——如果柳田活着的话可能会不一样——现在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在柳田活着的时代，以及到20世纪的百年间，现在我们能亲耳听到他说话的人里面，我认为福田先生无疑是给予时代巨大影响的其中一位。因此，今天把福田先生请到这里来的意义，我想是非常大的。
但是，尽管如此，包括无法同意20世纪民俗学这样一个概括方式，或者说自己不能作为代表，再或者反过来20世纪民俗学和福田先生的想法之间有乖离之处等等，在这些地方，希望福田先生毫无顾虑地提出意见或者反驳。
那么，现在我们暂且认为，在这里的各位，都对福田先生所思考的20世纪民俗学——我觉得这对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好用的一个词——对福田先生这样的看法，应该都已经清楚了。
福田先生，我个人从福田亚细男那里学到的现状认识的部分有问题吗？福田先生不会抛弃20世纪民俗学，是吧？
福田：也没什么抛弃不抛弃的，我是活在20世纪的人，其后在21世纪又生活了10年，事实就是这样。
菅：说的是作为方法的20世纪民俗学。
福田：既然我用了“20世纪民俗学”这个说法，我也将自己视作其中的一员，这一点应该是不会改变的。
菅：我写了您“不认为构成今日的现状的20世纪民俗学有光明的未来”，这一点没问题吗？
福田：粗略地说应该是这样的。就如以前多次说过的那样，无疑还有很多必须要做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决不能说民俗学就这样完了。但是，民俗学并不是永远不灭的。
菅：那么，就是说已经达成了共同理解。以此为前提，让我们进入主题。
[译者简介]彭伟文，浙江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讲师。
*本文译自《超越“20世纪民俗学”：我们从与福田亚细男的讨论中学习什么？》的《序章》部分。
（本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4期，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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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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