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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日]菅丰著 赵彦民译
所谓现代民俗学，是对“20世纪民俗学——迄今为止的民俗学”赋予至今未曾出现过的新的学术认识，进而超越“20世纪民俗学”，以面向新民俗学的变革为目标的学术潮流。这里所说的“20世纪民俗学”，是指在20世纪由柳田国男等人发起的理解日本的土著文化及其复兴运动，以及对这种理解和复兴加以学术化的运动。它是受某一时代的需要而生成的“时代的产物”，当初是作为“野之学问”开始的，经过近百年的时间逐步体系化、组织化以及制度化。在这“20世纪民俗学”成立的最后阶段，发挥了极大作用的其中一位民俗学者，就是本书将其主题化的福田亚细男。
福田先生是批判性地继承了“柳田民俗学”的民俗学者。例如，可以说他引领了与柳田方法相对的“地域民俗论”，把柳田提出的“历史民俗论”精致化，并且在民俗学的“村落社会论”中留下了卓越的业绩。同时，福田先生不仅再检验了柳田等提倡的研究方法、致力于对其的修正与更改，还作为代表性编著者活跃于入门书、概论、手册、理论书、辞典、讲座等大量的学术基础书籍的编撰工作，而这些工作具有比之书籍出版这种单纯意义以上的更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著作发挥了推进民俗学的体系化、科学化、组织化以及制度化的作用。
这些特殊的著述与一般的论著不同，它规定了民俗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具体样貌。而且，这些著作群作为民俗学的“教科书”不仅规范了后代研究者的思考，也作为认知民俗学这门学科的具体资料被用于民俗学以外的领域。福田亚细男先生与同时代的研究者们主导的日本民俗学基础书籍的编撰，构筑了作为学科的民俗学的基础，试图使民俗学“标准化”。像这样的标准化的活动，对民俗学走向学术主义时代涌现的职业性的学院派民俗学者来说，可以说是当然的摸索与尝试。而且，这样的活动不仅仅是民俗学，可以说也是其他学科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福田先生还大量地参加了作为日本公共民俗学活动之一的20世纪70-80年代的自治体史编撰的社会实践，提高了民俗学的社会认知度。另外，他历时20年，领导了对中国的调查项目，致力于两国的国际交流等。他的活动涉及很多方面，这些都给“20世纪民俗学”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即使说福田先生是“20世纪民俗学”的代言人也不为过。
在现代，如果要标榜民俗学的话，我们必须尝试从“20世纪民俗学”实现飞跃。这也是超越福田先生及其同时代人学问的事情。但是，我们拥有了有意识地超越他们迄今为止的工作的充分热情吗？或者说，致力于超越他们的这一艰难工作，现在正在努力进行吗?实际上，在从事民俗学的学人之间，对于“超越”这样的目的、意识和觉悟，至今仍然没有达成共识。而且，我们只不过是惰性地继承了“20世纪民俗学”罢了。
为这些疑问和危机意识所驱使，我们策划了与“20世纪民俗学”的代表性论者福田先生直接对话和讨论的研究会。虽然把“我们能否从‘20世纪民俗学’实现飞跃？”作为这次研究会的副标题，但其中蕴含着促使试图创造被“现代”这一名词形容的民俗学的人们再次觉醒的意图。但是，这里的“超越”或者“由此飞跃”，是必须更改迄今为止一直无意识地以之为立脚点、以之为依赖的“20世纪民俗学”的根本——目的、方法、对象的工作。在某种情况下，或许是一项把它毅然舍弃的困难工作。而且，在抛弃“20世纪民俗学”之时，新民俗学也未必就会由此诞生。
2010年7月31日，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举行了题为《（讨论）超越福田亚细男——我们是否能从“20世纪民俗学”实现飞跃？》的现代民俗学会第六回研究会，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班研究”《东亚的“民俗学”之方法性课题》研究会、女性民俗学研究会共同举办，本书即是对此次研究会上与福田先生热烈交流讨论的记录。在研究会上，对以下这些问题展开了探讨：作为超越对象的“20世纪的民俗学”是什么？其可能性和存在的问题是什么？今后是否还可能对其加以继承？与其诀别是否可能？
本书通过把“有意识地继承‘20世纪民俗学’”和“抛弃‘20世纪民俗学’建构新民俗学”这两个方向性之间的相克与摩擦显在化的努力，如果有助于成为今后民俗学的转折点，荣幸之至。
（序言译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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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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