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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典神话的特色在于“人神混融”，远古神话是否自成体系尚难考定，但从各部族原生的感生神话发展到以“帝系”为标志的华夏民族共同体神话，正体现了中国神话的基本体系及其演进建构的历史脉络。它完成于战国晚期，将政统、道统和血统合为一体，成为华夏民族共同体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两汉之世，感生神话与帝系神话续有发展，其最大的特点是将政统、道统和血统以各种方式嵌入五行之德的德统之列，非但为帝系提供了先验的结构原则，更为各种时势政治提供理论合法性，直至魏晋已降这类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学术渐次冷淡并重归史学之列，标志着汉语世界古典神话的终结。其间充分显示出古典神话层累的再生产过程，这是中国古典神话的一个基本法则。
关键词：感生；帝系；神话；上古史；知识生产
一
作为现代文化概念的“神话”，是20世纪初从西方myth一词移译而来的，曾经为中国思想界革命提供了许多资源和助力，并逐步形成一种专业的学术门类。
先驱研究者们从一开始就发现中国悠久的典籍传统中并不存在希腊、罗马那样成体系的神话专书，所有被认为是神话的素材都极为零碎，并且散落于经史子集各类著作之中，这让他们相当程度上产生某种文化落后的时代通感，从而激发出要为中国古典神话寻找体系以与西方相媲美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已成为上世纪中国神话研究的核心命题和基本心态，茅盾、程憬、袁珂等人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者。程憬在其专著《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的《自序》中就说“我们的远古确有这样的一个‘神话时代’，确有这些朴素而荒唐，美丽而伟大的故事，且已杂合而发展，成为系统。”而学者的任务，便是要“用比较分析和批评方法，去剖开他们的表皮，还能显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来”。
然而，他们重建中国神话系统的共同方法，乃是以希腊、罗马神话为标准，力图在宏大结构和具体细节上与之尽量对应。鲁迅就曾说过：“内容分类，似可参照希腊及埃及神话之分类法作之，而加以变通。”具体而言，他们几乎都选择了“比安其教授(G.H.Bianchi)的‘希腊与罗马的神话组织’”中的分类法，即“天地开辟及神统”“诸神”“英雄”三大块，茅盾和程憬的神话专著概莫能外，详情参见拙文《程憬先生的中国神话研究简论》，此不赘述。可是这样竭尽全力的比附，始终给人以左支右细、裁割灭裂之感，反而失去了中国古典文献自己的话语自足性和整体感。究其原因，根抵还在于对人类文明一元进化论的过于崇敬，缺乏民族文化的内在自信。
我们当然不必苛责前贤，而是要站在当今文化多样性的普遍立场上，更为平和地重新审视中国古典神话，则会发现，中西神话其实有着各自不同的目标诉求和表述方式，其中最大的差异在于：西方古典神话倾向于清晰区隔神与人的界线，即便是最接近于“诸神”的“英雄”，仍然在分类学上被严格区分为不同的身份世界。“荷马史诗”即为此方面的典型代表，神灵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分别帮助希腊和特洛伊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人间战争。而在中国，“荷马史诗”式的神人界分战争叙事，只出现于很后期的《封神演义》一类神魔小说之中，在更加纯粹的古典神话中，那些最具有神话品格的“人物”，比如神农、黄帝之类，却自始至终处于“神人混融”的状态，无法截然规定。故所谓中国神话的体系，正是要首先认清这一迥异于西方神话的基本特质，才有可能真正探索到自己的传统。
中国神话的这一特质之前也并非无人察觉，比如顾颉刚先生在《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中就说“古人心中原无史实与神话的区别，到汉以后始分了开来。”但“古史辨派”的研究，更多地希望将古史与神话分开，即所谓“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历史”、“用传说的眼光去看传说”，而他们真正倾力研究的，是将古史从神话中剥离出来，而非神话本身，所以他们更多还是被归入古史研究行列。袁珂先生被认为是上世纪中国神话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主动放弃了西方神话的体系标准，主张所谓的“广义神话”，并按照中国传统的时间线索分为“开辟篇”“黄炎篇”“尧舜篇”“羿禹篇”“夏殷篇”“周秦篇”来呈现中国神话之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但他所建立的这套体系，依赖的只是“神话表述时间”而非“表述神话时间”，故其毕生贡献只是做成了一部宽泛的神话资料汇编，并没有展现出中国古典神话的发展轨迹和基本特质。
也有一些建基于中国古典神话自身特质的规律性探究，比如顾颉刚先生就提出过昆仑、蓬莱两大“神话系统”的学说，只是这类神仙话题，恐怕并不具有充分的原始神话特性，且远方神异类的叙事，或许在更久远的上古曾经拥有过相当的地位，但在文字时代以降的古典话语中，已不具有重要影响力，《山海经》的长期不被重视即为明证。无文字时代的神话及其重要性究竟如何，我们无法确知，需更多依赖于对考古实物的合理解读；而从周代以来，古典文献虽亦兴废不时，但以较长时段来考察，大致还是形成了连续的传统证据链，其中真正在民族、国家和历史、政治诸层面上都深具影响、具有马林诺夫斯基所谓信仰的“社会宪章”(sociological charter)功能的神话体系，恐怕只有战国秦汉间编制完善的帝系神话，即以《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和《帝系》两篇为基本框架、以《史记》前四篇本纪为权威史学定本、以五帝三王之血统与政统为主要记述对象的完整叙事。陈连山所谓的“神圣叙事”，其核心即在此，其合理性亦仅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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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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