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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的实践形式
福田：在回答之前我要先说一句。菅先生刚才的整理方式和我的理解不同之处在于，简言之，菅先生把学院派民俗学和学院派民俗学者等同起来，并以多样的参与者这样的表现形式说明还有各种各样从事民俗学的人。虽然说这也是一种整理的方式，但是我认为所谓学院派民俗学，是包含了这些多种多样的参与者的，简单地说就是在大学里进行民俗学再生产，并且对其加以系统化的，这样的就是学院派民俗学，而不是从职业，或者说是在某个位置上的人去划分的民俗学。恐怕在座的大部分人，都是在大学里学习过或者是修习过民俗学，才成为民俗学的研究者。在职业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大家都是在大学里经过再生产，由此知道了民俗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确定自己的位置，从而进入这个学科，其后也以各种形式在以大学为中心的研究体制里进行研究活动。在这一点上，学院派民俗学和它之前的“野的学问”之间很大的不同是，自己所从事的民俗学，不再需要通过自己的谋划或者努力去获得信息才能进行。这里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的状况。不管是以学院派，还是公共的说法去分类，我想都是不对的。这是第一点。
接下来，虽然涉及表达方式的问题，但是正如前面说过的那样，有一点要说的是，民俗学这个学科，必须是综合各种研究的立场、形式、方法而成的民俗学。因此，是不是应该避免以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或者概念去从立场对它进行定义呢？所谓民族、民族文化之类基层文化，基本上是已经在本身的意义上表明了一定的立场，因此我想我已经表达过了，不要将这些放到民俗学的定义里面，以这种形式让各种各样的人从各种各样的立场参与其中。所以，在讨论实践的时候，可以说实践是必要的，必须要加强实践等等，但是要这样做，基本上是从事民俗学、研究民俗学的人，正是从研究者的主体判断和行动出发，而不是在民俗学的名义之下去进行某种实践。或者说，不是以民俗学之名去达到一个特定目的。应该存在有多种多样不同立场的民俗学参与者，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会互相争夺正当性，但是应该首先在民俗学里面自己去对实践这一行动加以实现。这个实践的形式，按照你刚才的分类，有纯粹学者、御用学者、政治家，虽然这些说法听着是不太习惯，但是应该是有各种各样的立场。比如，上溯到柳田国男的话，柳田国男的实践之一，就是他持续发表论文《海上之路》，这与旧金山讲和条约之间是有关系的。我将这也解释为实践。所以，虽然他没有写到任何实践性的内容，但是读者通过认识到冲绳的重要性，开始在面对旧金山讲和条约时思考自己的立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产生了关联。此外还有一个实践的例子。跟前面的不同，在《关于祖先》的最后，谈到如何能让没有留下子孙就在战场上死去的人们获得幸福时，他提出一个方法是把这个人加入到其家族的同代人里去，又或者是把战死者作为第一代，收养一个养子创立家族，死者就能得到祭祀，他做过这种提出建议的实践。在他的各种实践中，既有具体的建议和提案，也有不作具体阐述，而是结合思想、信条等进行研究并发表成果，我想应该说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在这一点上，所谓实践，虽然是有点抽象的，一般性的说法，但是去实行它的是民俗学的研究者，必须由一个个研究者负责任地去获得实践性，并且去实现它。如果问我“那你干了些什么？”这方面深感惭愧，无法在这里堂堂地说出“我的实践有这个这个”。虽然不太好看，但我感觉是这样的。
就这样先告一个段落，你看怎么样？
菅：在这里的诸位，恐怕也有很多人会越是读柳田国男的著作，越会将柳田的行为理解为实践。这么说吧，政治学者本来就在研究中提出建议，但是恐怕仅仅那样不会被称为实践。虽然有学术实践这样的说法，但是不会被称为实践。而民俗学者只是发表意见，就算是实践了。简而言之，就是做做提供思想这样的工作。另一方面，现在地方上有一些人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实践。不是提出建议，不是整个日本的问题，而是投入到自己身边的问题当中。关于这样的活动，福田先生是怎么看的呢？简单地说，问题可能在于这些活动中是否有民俗学的背景吧？
福田：我想关键应该在于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立场，为了什么目的在地方进行活动吧。所以说，这是个人责任的问题，作为他们的具体行动的基准的发言，必须从他们作为民俗学研究者的成果，或者是构成他们的立场的相关信息出发。因此，像桥浦泰雄那样，他自己可能觉得是统一的吧，但是他在民俗学方面的活动和其他活动，尤其是战后作为共产党员的活动是不同的。后者对本人来说是实践，但是应该不能把它视作民俗学者桥浦泰雄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进行活动吧？这里必须要考虑什么是以研究成果为基础的实践。所以，一方面作为个人加入民主党，另一方面从事民俗学，我想仅仅这样恐怕是不能称作实践的。
菅：也就是说，应该是在学术性背景下的实践。我想这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我也很清楚，福田先生和我之间对学院派民俗学的概念设定存在差异。我所说的学院派民俗学的观点，是以美国民俗学的观点为基础设定的。在美国，这个划分是很简单的。这不是我想出来的说法。福田先生的意思是，您所认为的学院派民俗学的概念设定，简单地说，职业的还是非职业的是没有关系的，是吗？
福田：与其说是没关系，应该说是赞成也好反对也罢，都在这个体系里再生产这样一种形式。
菅：在这个体系里出来的人是这样。对那以后的肩负民俗学的那些人，以及生产民俗学者的场所，您是怎么想的呢？
福田：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后肩负民俗学的人也是这样培养出来的。这就是学院派民俗学。
菅：但是，那些并没有在大学里学过民俗学的人，他们也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福田：当然是这样。但是，基本上，至少在这数十年间，在自己住的地方发现民俗，自己想“我要研究这个”，以这种形式一路研究过来的人应该是非常少的少数。基本上是在哪里的大学，或者也可能是跟大学有关联的文化中心之类，在什么地方从学院派民俗学者那里听说了民俗学，学习过，自己也开始进行研究，这样一种程序。这应该是压倒性多数。
菅：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们有很多在参与实践。
福田：是的。
柳田国男的实践和宫本常一的实践
菅：这些不属于学院派民俗学的人们的实践，如何去评价呢？这也不过是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是这样评价吗？
福田：不管是什么立场，我想都是很好的事情。学习民俗学，使自己的民俗学研究成果发挥作用，在各自的思想信条、使命感的基础上行动，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菅：福田先生在讲到其他国家的民俗学所没有的日本民俗学的特征时，列举了这部分的内容。作为欧美的民俗学所没有的部分，您列举了实践。然而，所谓欧美民俗学所没有的实践，就现在我们所说的来看，也不过就是政策建议。但是，就算是政策建议，也不是具体的，而是比较抽象的，比如家庭必须是这样之类，也就仅限于这种程度的建议。而且，这些恐怕也是柳田以外几乎没有别人做过。
福田：但是我想，应该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实践的。
菅：柳田以外很少有这样体现实践性的活动。而且，柳田的实践和宫本常一的实践是明显不一样的。
福田：是不一样。
菅：宫本常一的实践，反过来毋宁说是福田先生反对的实践。
福田：不是，我想不是这样。
菅：但是不在射程内。
福田：不是，没有这样的事。
菅：那是研究吗？
福田：那就变成对宫本常一的研究本身的评价问题了。但是，从宫本常一个人来说，他自己的民俗学研究，采取的就是到当地去提出建议，或者是给予指导这样一种形式。作为他自己，是基于民俗学的成果去提出建议。但是，要说宫本常一的民俗学成果，依我看来，那基本上都是无法验证的研究。只有宫本常一自己才明白。
菅：“研究”的评价标准，我觉得简单地说就是由学院派民俗学的尺度所规定的。
福田：我想，基本的要求应该是依据可以验证的成果去实践吧。
菅：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学院派民俗学必须超越。刚才我将学院派民俗学以职业进行了划分，但是我认为必须构想超越这个区分的大民俗学。
至少，即使柳田有实践性的发言，但也不是脚踏实地的实践，结果基本上什么都没做。与其将柳田所说的视作实践，毋宁说宫本式的活动才是在现代社会被很多人承认为实践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福田先生所说的实践，在社会上到底还是被判断为“这些东西不是实践”。当然，还是会被承认是迂回式的高抽象度的实践。
福田：但是，问题是宫本常一的活动是否具有有效性。他到这个村子去，到那个村子去，提出建议，给以指导，这是不是真的有意义？做了事情这一点是可以给予高度评价的。
菅：确实，关于通常被美化了的宫本的实践的实际情况，今后应该再行检讨。我经常去的新潟县小千谷市的田野点旁边的旧山古志村，宫本也去过。他在那里也提过各种建议。然而，结果是他提出建议这种实践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但是，尽管如此，当地对宫本的评价还是很高，现在评价也还是很高的。这样的高评价还存在于全国各地。那可能是仅限于当时的运动，一段时间啪一下就结束了，但是对当地的冲击和当地人对宫本的印象明显还是鲜活的，明显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柳田的实践，则只得到民俗学者的认可。一般社会上的人们，并没有将由于柳田的启蒙思想而受到公民教育等事实作为实践去评价。简言之，虽然民俗学者认可柳田的实践，但是普通社会并不认可。因此，我想柳田那样的实践方式是不是行不通呢？
福田：我认为不是这样。因为级别不一样。并不是说只有在个别地方提出建议才是作为民俗学研究成果的提案。比较总论性的，一般性的，或者是所谓日本、世界、人类这些级别研究成果的建议之类的某种提案，我想就其本身而言也是非常具有有效性的。
菅：今后从历史民俗学会产生这样的实践吗？
福田：应该不是历史民俗学，而是从民俗学产生这样的实践吧。
菅：是这样吗？我认为，在历史民俗学方面，今后不会出现提出建议的人。还不如说，至今为止，柳田以外没有提出这样大型的、实践性的建议的人，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
（本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3期，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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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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