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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福田亚细男(福田アジオ、fukuta,ajio)，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名誉教授、柳田国男記念伊那民俗学研究所所长。菅丰（菅豊、suga,yutaka），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塚原伸治（塚原伸治、tsukahara,shinji），茨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准教授。
[译者简介]彭伟文，历史民俗资料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副教授。
*本文译自《超越“20世纪民俗学”：我们从与福田亚细男的讨论中学习什么？》的《课题6》部分。
20世纪民俗学在其学科起步之时，提出“学问救世”的目标，并以“经世济民”为标榜，像宫本常一这样的实践派民俗学者辈出。此外，众多的民俗学者在学校、博物馆等文化公共机构展开与社会密切关联的活动。但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学院派向民俗学的渗透，这种实践性的目标和活动受到了轻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20世纪民俗学的21世纪化，福田氏指出了民俗学的实践的必要性。亦即恢复野的学问的精神，带着危机意识投入实践性课题，以批判精神进行问题设定的、有发言能力的民俗学。这种民俗学的实践的方向性，与新的公共民俗学也是相通的。那么，日本民俗学“实践”的具体形式又是什么样的呢？此外，对限定实践的立场性，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克服它呢？
一、对20世纪民俗学21世纪化而言的“实践”是什么样的？
二、恢复野的学问的精神，带着危机意识投入实践性课题，以批判精神进行问题设定，有发言能力的民俗学是什么样的？
三、纯粹学者？御用学者？政治家？地方的实践家（practitioner）？
四、与其他学问相比较，特殊的研究者属性和多样性，对学院派民俗学而言是负面的，但是反过来从与社会的关联性方面看，会不会是正面的？
五、这会不会正是民俗学在21世纪所具有的可能性的方向之一呢？
六、是否有必要在认识、理解其多样的立场性和其任务所带来的差异的同时，克服相互间的差异？
七、如果说20世纪民俗学后半期的学院派化是学院派民俗学的学术主导权集中化、独占化的过程，应该也不为过。但是，现在是否应该对多样的立场共同谋划，共同发言，共同实践的学问——现代民俗学，以及支撑它的机构（学会）进行再建构呢？
八、那么，这种提高实践性的民俗学，仅靠对20世纪民俗学进行小修正是否已经无法实现呢？
失去实践性的民俗学
菅：20世纪民俗学在其起步之时，提出学问救世的目标，标榜经世济民，宫本常一这样的实践派民俗学者辈出。此外，众多民俗学者在学校、博物馆等文化公共机构展开与社会密切关联的活动。但是，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学院派向民俗学的渗透，实践目标和活动受到了轻视。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推进20世纪民俗学的21世纪化，福田先生指出了民俗学的实践的必要性。在20世纪90年代的著作中，也从多个方面提到了实践的问题。福田先生主张，民俗学必须恢复“野的学问”的精神，带着危机意识投入实践性课题，以批判精神进行问题设定，能够对社会发言。这种民俗学的实践的方向性，与“公共民俗学”（这是我所关心的方向）的根底是相通的。那么，福田先生所主张的日本民俗学的实践性，它的具体形式是什么样的呢？另外，对限定实践的立场性，我们应该如何去克服它呢？
今天，直到现在我们一直以学院派民俗学的课题为主进行讨论。但是，最后我们想就多样的参加者所参与的民俗学的特殊性，以及它的潜力讨论一下。
基本上，我认为民俗学既有着巨大的问题，也拥有巨大的可能性。其一，是今天一直讨论的，学院派民俗学所存在的问题。
这也是福田先生一直思考的问题。福田先生一直主张，将日本民俗学建设成与其他学问相同的“普通的学问”。我也希望建设成“普通的学问”。如何才能让学院派民俗学成为“普通的学问”呢？作为“普通的学问”，应该是国际化、理论化、先锐化、学际化的，能够实现将不同领域的视角、方法等吸收进来的。从这一点上说来，学院派民俗学现在的状况必须彻底先锐化。
但是，另一方面，正如福田先生经常指出的那样，日本民俗学实际上原本有着非学院派民俗学的背景。日本民俗学原本是从实践的学问起步，并且是作为“野的学问”起步的。
也就是说，在肩负民俗学的人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人。不仅仅是学院派，还有来自公共机构的人。此外，还有虽然不是专业人员，但是对民俗学本身抱有关心、进行研究和实践的人。这个学科里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人。学院派民俗学一方面必须是先锐化的，另一方面，则必须作为“大民俗学”将这些多样性的民俗学参与者包含进去。
我现在认为，正是凭着这种将多样的参与者结为一体形成的民俗学的特殊性，民俗学才能与其他学问相对抗。正因为这一点，民俗学具有很大的力量。这两者之间，有时会处于互相消长的关系，但是我想必须设法让这两者能够共存。
民俗学经常被说是实践的学问。关于这一点应该没有必要再说明。柳田国男先从事农政学，宣称自我内省、学问救世等，有人发现了这与民俗学之间的连续性。比如藤井隆至①的“经世济民”论等等。反过来，也有人从中看到了非连续性。如岩本由辉②等。福田先生应该主张的是农政学和民俗学的非连续性。实际上我也是这样想的。
很多人在柳田身上看到了实践性。确实，柳田也发表过实践性的言论。如众所周知那样，福田先生也就这一点曾经写道：“在精神上，柳田所提出的是名副其实的‘为世间为人们’有所贡献，实践性的学问。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与欧美的民俗学，或者是日本的其他类似学问有着不同的特质。”③
关于这一点，我也确实是这样想的。无论是美国民俗学还是德国民俗学，都没有在学科起步之时如此明确地表明实践性。实际上，这一点正是我执着于日本的民俗学，仍然将民俗学称作自己的专业的理由。同时正是这一点，有着巨大的学术潜力。
但是，柳田的话，我想接下来大家会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那不过是单纯的言说而已，从他实际的行动来看，柳田的民俗学归根结底和农政学是非连续的，不得不说他的学问是非实践性的。简而言之，如果从柳田的庞大的著作的各个论述来看，民俗可以归结为事实的变迁过程，并没有将民俗当作现实的、实际的事物。在这方面，我想福田先生恐怕也可以说跟柳田是一样的。
对柳田可以进行各种深入研读。比如，我在批评柳田的时候经常用作例子的是以下这一句话。当柳田谈到劳动问题的时候，他说：“我们所想要了解的劳动问题，不是今天的所谓劳动问题。”①在这里，他讨论的是ユイ和モヤイ②。
所谓今天的劳动问题，是指在资本主义扩张中出现的现代的问题，是在发生现实的劳动纠纷之类的时代的问题。柳田表示民俗学所要研究的不是这样的问题，将现实的问题排除在外。柳田自己也曾经说过，即使是在农业方面，所研究的也是很难看到其古老型态的，形骸化的残存问题，有意识地弱化问题。柳田所选取的，归根到底不是近在眼前的今天的所谓劳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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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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