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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在逻辑
“中国文化”不断持续发展了几千年，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在这样的文化内部存在一种机制，使其能经历各种危机而维系住其文化之精髓。鉴于此，我们反观人类诸多文化的发展就会发现，一些文化已经消失，一些文化正在消失，一些文化正在形成，当然，还有就是当下正在维系的。文化是人类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载体和结果；传承这些文化的过程就是传统。这样的传统实践的基础和表现都是日常的语言文字运用、信仰与生活习俗的延续，以及对新地理和社会环境的适应，以此来维系一个群体的认同感或社会的正常运转。从这层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或“中华文化”)的确是目前人类文化中持续最长而没“变色或变质”的*。
对此，似乎有必要追问两个问题：1)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下，“中国文化”之所以得到传承持续，其中是否存在一种“传承机制”？如果有，其基础是什么，又怎样运作的？2)在经历诸多危机或存亡困境时，“中国文化”依然持续发展，其中是否有一种“自愈机制”？如果有，其基础是什么，又是怎样运作的？当然，这样的问题也可以概括性地针对人类文化的发生与发展以及消亡现象而提出，还可以针对某一具体的文化而提出。
对这两个问题各自的前半部分，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即中国文化有其内在的传承机制和自愈机制。要说明的是，传承机制与自愈机制是两个相对的理论分析概念，在实践中，两者是相互包含、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传承机制侧重指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文化传统的延续机制；自愈机制侧重指在因自然或人为原因而陷入危机时，一个文化如何以其内在生命力度过危机，由此而继续传承发展。
(一)传统的传承机制
如果承认中国文化有着内在的传承机制，那么就可以进一步将此机制分解为发生机制(如，多起源交融机制)、发展机制(如，在新环境下对新文化的吸收和融合机制)和维系机制(如，以礼俗为形式的日常教化机制)。因为一个文化传统能否持续，取决于其实践者的选择，所以，传承机制的关键在于实践者。因为实践者之所以实践，是为了构建和维系其个人和群体的认同，所以，其行为是为了达到对该群体认同有意义的目的。因为认同的意义体现在个体的“生活”意义中，所以，日常生活的核心反映出的是该群体的集体认同的核心。因为对此核心的持续维系，所以该群体才得以保持和传承其认同。因为在传承进程中有新文化被吸收，旧传统被抛弃，而其核心认同相对稳定，所以，不变的是具有生命力的核心符号，可变的是有现实意义的有效性随机符号。对中国文化来说，上述的文化精髓表现为核心符号，也是传承机制和自愈机制的基础。
在日常生活中，中国文化的核心符号表现在：以节庆和禁忌等形式敬祖和祭祖的灵魂不灭观、以孝悌和婚姻生子等形式强调的家庭观、以“食补”、“风水”等习俗体现的天人合一和趋吉避凶观、以“面子”、“关系”等观念维系的“大一统”社会和谐观，以及“好客”、“和而不同”等概念体现的包容观，等等。其中，以多神崇拜为基础的文化兼容性使中国文化在根本上有别于一神崇拜的排他性文化，也是中国文化得以持续传承的根本原因。
依此逻辑，中国文化从“炎黄”之合便奠定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一体”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许多文化群体，其中很多现在已成为历史文化符号，融合在中国文化之中。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中国文化吸收了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宗教文化，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混合文化体。今天，中国文化也在吸收“喝咖啡”、“吃快餐”、“穿西装”、“过情人节”等外来文化的进程中，壮大发展了“喝茶”、“传统小吃”、“唐装或汉服”、“中国情人节”(七夕节)等传统；将核心符号的意义赋予“有效性”的随机符号，进而展示和维系生命力(如以中国传统的人际交流方式和观念来兼容和利用西餐和西服等)。
在中国文化的维系上，以“经学”、“道学”、“私塾”、“科举”等“礼俗”形式的“入世”、“教化”体系融入到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和规范制度中，成为重要价值观和认同核心。如今，“高考”、“公考”，以及“国学”、“读经”和“过节”等多层面的文化现象都在维系着相同的核心体系。可见，中国文化之所以持续，的确是因为其中有着独特的传承机制，而且，这个机制仍在积极运作中。其关键是维系核心信仰与价值观体系，表现为对根植于这个体系的核心符号的强化和不断重构，以及对有效性和随机符号的有机利用。或者说，这是以“民俗认同”为主线，以“传统”融合不同文化群体，在“和而不同”中达到传承传统的目的，进而实现对个人和群体认同的构建。
(二)文化的自愈机制
一个文化传统在其传承进程中会因为各种原因陷入危机，进入社会和文化的边缘阈限阶段，对未来迷茫困惑，甚至会对其传统感到自卑和自否。这时，如果该文化能守住其精髓，重建自信，回归其文化之根，并利用各种契机(随机符号)，为认同符号赋予新的意义，重构认同，便会度过危机，获得新的生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甚至成为与时俱进的新文化。这便是“文化自愈机制”的运作过程。那些没能度过这种危机的文化，便消失在其他文化之中，或是因为其自身缺失自愈机制，或是其自愈机制受到极端制约而无法运作。
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经历过许多危机，甚至有相当长的时期被有着不同信仰与价值观体系的文化群体所统治，但最终，如今天所见，中国文化在各种危机中因为其自愈机制而得到自愈，并获得新生，成为人类文化史上最有持续力的文化*。
从上述的传承机制可见，自愈机制的根基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信仰与价值观体系，但在运作方面则会在传承的基础之上，因所处危机状况而突出强调这几个方面：本土化、遗产化、传统化。其具体表现是：
本土化的基础是“和而不同”的兼容性，而不是排他性。从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传承是以其精髓为中心的“礼俗”教化进程*。“礼”突出的是伦理观，“俗”强调的是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即“民俗认同”。因此，其传承机制的主线是“民俗认同”，而不是以“血统”为基础的“种族主义”下的“民族认同”。中国历史实践证明，“炎黄子孙”象征的是经历了多文化融合后所形成的文化群体。中国文化根基之一的“家”观念(包括“家族”或“氏族”概念)也是基于“跨家族”、“跨氏族”的“姻亲”制而维系的。这些就再次说明：民俗认同，而不是“种族”下的“民族认同”，才是人类文化曾经走过的路，而以血统为根基的“种族主义”等概念只是近五百年来殖民主义的产物。故此，本土化体现的是以民俗认同为核心的文化适应与文化兼容及其传承，在此进程中，通过核心符号和随机符号来重构个体认同、群体认同以及国家认同。
遗产化的概念包含了历史化的含义，其核心是以“遗产”为载体或媒介，构建“历史感”，重构文化认知的时空范畴，重建“过去”与“现在”的联系，由此建立新认同感。从中通过“遗产”而重构与“祖先”和“权威”的关系，在构建“想象的历史”中强化对现实的敬重和历史感。所以，遗产化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通过遗产化，文化的生命力得到强化，传承机制和自愈机制得到协调。
中国文化自商周形成的“改朝换代”、“天命”等观点成为这层意义的理论基础，并通过“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等实践有机地协调了“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将“历史”转化为“遗产”，进而将“现实”合理化，而不是因为将“历史”与“现实”联系为一体，以致成为“现实”的“包袱”。因此，遗产化或历史化是文化自愈机制的重要方面。否则，便会出现新的社会危机或加重社会矛盾。目前美国社会所面临的如何对待建国者如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等人的蓄奴问题，如何对待内战时的“李将军”或曾是蓄奴者的塑像的问题，以及如何对待那些目前在许多大学都有的、以曾是蓄奴者的名字命名的建筑物问题等，都说明了因为这个社会还没有健全的自愈机制，无法将“过去”与“现在”有机地以“遗产化”或“历史化”的方式来协调，所以导致了日益激烈的社会矛盾。这类问题不是政治立法所能解决的，因为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法律只是该信仰与价值观的外在表象。
同理，传统化也是自愈机制的有机部分。当遗产化构建起合理的对历史的距离感时，传统化又将此距离之两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构建群体和国家认同的合理基础。其表现形式可以是通过“传承人”机制来巩固该传统实践，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有意义的实践行为，例如，做一盘“传统”、“地道”的菜，庆祝一个“传统”或“现代”节日，给孩子讲述一个“神话”或“典故”，引用一句“老话”、“古诗”，参拜一座“古寺”、“故居”，手书一封信件或一副“对联”，以及举办或参与一次“满月”、“婚礼”或“葬礼”，等等。
正是这些基于“民俗认同”的维系群体认同符号的实践才促成了传承机制，特别是自愈机制的运作。这些表象不但在个人及其群体层面非常明显，在国家层面也同样突出。例如，当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面临“洋火”、“洋油”、“洋皂”、“西装”、“西餐”以及“西化”等实物与概念的冲击时，如何避免“自卑”、“自否”，重获“自信”和兼容新事物新观点的能力*才成为当务之急。的确，“进口”与“国产”、“传统”与“现代”等概念在任何一个国家和文化中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意义，其内涵随着历史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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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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