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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明清时代进入到民间宗族大发展的时代，族谱的编写逐渐流行起来。最早的族谱编写者主要是宗族内有影响的士绅阶层。他们对于宗族历史文献的搜集、选择和解读决定着世系记录的可靠性和完整性。而传说也常常是这些编写者追溯祖先历史，构建“双重同乡观念”的有利工具。以广东的客家宗族为例，谭棣华认为在不同的宗支间流传着相同的南雄珠玑巷传说，对于各族姓的人们来说，提供了一个包装隐藏其本来身份的最理想形式。这一现象具有为超越、融合不同的世系与民族提供绝好借口的功能。明清以来，历史上真实的民间移居大多是逃荒迁徙，而且多以家户而非宗族的形式迁移。在新的异乡环境中生存就意味着争取社会资源。在这一情况下，类似先秦的同姓联结和汉唐的同姓通谱就可能再次复兴。而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寻找同姓共同的族源，祖先移居传说就应运而生了。既然是传说，大家往往不会深究其真实性，而且会有很大的创作成分。共同的移居传说以乡井观念为核心，为明代中期以后出现的联宗，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学上的土壤。
在所有的移居传说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移居传说中的祖迁地，总是有限的那么几个地区。不是所有的地区都适合作为移居传说中的祖迁地的。例如，对于客家而言，中原是现住地在华南的宗族主张自己的外来性、证明其中华文明后裔的正统性时不可缺少的观念上的中心地。所以移居传说的祖迁地往往是南京、苏州等明清以来代表中华正统文化的地区以及泰和、宁化、南雄等处于中原文化同“蛮夷”接触的前沿地带和最后“堡垒”的地区。对于北方的汉人宗族来说，传说中的祖迁地的选择，主要是同历史上的移民浪潮相结合，以证明世系来源的真实可靠性。正如在山东的多支桑氏都把明初期的山西洪洞县移民史和明中期的河北枣强县的移民史，嫁接到本族移居传说中。尤其是枣强移民同山东的宗族迁徙有着特殊的历史关系，被认为是山东移民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因而桑氏族群移居传说中提到最多的就是枣强。根据牧野巽研究，这种祖先的移居传说与其说是反映了一个实际发生的事实，不如说是传承它的人们从连带意识出发的一种杜撰。所谓连带意识就是通过共同的历史来建构“双重同乡观念”，是明清以来宗族形成过程中共同意识的产物。这种共同意识是宗族对于地域所有权的占有意识，也是一种对于本宗族历史追溯的自我意识，是逐渐消除宗族迁移而产生的外来感和陌生感之后产生的族内认同。族内认同是构建宗族完整世系链的前提，与汉族社会集团形成模式的“同主义”的特质存在密切关联，体现了文化对于民间社会组织的整合功能。
在族谱编纂中，移居传说从宗族历史材料和传承记忆中抽象出来，是宗族的祖先崇拜和历史观念结合的成果，具有强化同姓宗族同乡观念和形成纽带关系的功能。同时，宗族的移居传说和祖先传说一样，反映了宗族对自身汉民族文化正统性的追索，体现了不同族群的自我意识和族群界限。移居传说的主角是始迁祖或开基祖，他们和房始祖也许会有相当长的世代断裂。但是正如赖川所言，对宗族的连带意识和自我认同的实现，必须要在共时性属性之外，历史才具有决定意义。就像父系理念中同宗兄弟之间的连带性基于共同源自同一祖先的历史那样，需要在世系上创造一个将其历史发展过程融为一体的“神话”。用传说的方式把祖先以上的世系和移居史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解释系统。这一解释系统所包含的历史事实仅仅是为宗族本身所认定的，应当被理解为以人们自身的自我意识和历史意识为媒介产生的带引号的“事实”。只有将祖先的移居传说视为传说而不是史实，才能够发现它真正的意义。传说就是杜尔干学派社会学所说的社会事实，是人类文化学所说的文化。
中国历史上的多次移民浪潮使得各个地域社会内部的族群产生了各自关于族群范围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将其所处的地域划分为看不见的彼此独立的族属文化圈。在族属文化圈中移居传说被赋予文化上的整合功能，将血缘和世系相关的族人紧密地连接起来，又将本族群和其他族群在文化意义上分割开来，形成相对稳定的族群界限。宗族意识中乡井意象正是承担了这样一种文化学上的功能，使一个宗族处于既区别于他者宗族又同他者宗族相联系的特殊地位。
（本文刊载于《寻根》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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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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