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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寓言与童话
作为民间文学一种重要的体裁，早在 1924—1925 年，郑振铎就在《小说月报》上译介了 56 则寓言，基本都是印度寓言。1925 年 7 月 2 日，在为即将出版的《印度寓言》一书写的序中，郑振铎通过与故事、比喻的比较，定义寓言为：在简短的事实叙述中隐藏着意义，从而教训世人。换言之，寓言“是很简陋的文体，它并不需华丽的雕饰，并没有繁复的内容，叙述直捷而简明，教训也浅露而不稍含蓄。然其故事为儿童所最愉悦，其教训也为成人所深感动” 。此外，从创作的角度，郑振铎还强调寓言的事实本身、道德训条和人物真实性格三个层面。
关于寓言的历史及其演进，郑振铎大致承袭了进化论的基本认知。他认为是远古时期传播最广的文学方式，起源于人类童年时期有了表白他们的思想在具体的印象上的普通冲动之时，这与语言中之用比喻正好同时。万物有灵的思维使得童年人类相信动植物如同人一样，都具有灵魂，会说话、会思想、会做如人类所做的行动。因此，动物乃至植物的故事，都是这种“童心”民族所创造、传承传播。进而，禽兽披上了人的衣饰，说人话，做人事。然而，这肇始之初的寓言还只有“故事本身”这个躯壳，未具有“道德的训练”之灵魂。即，童年人类为说故事而说故事，多少带些解释自然现象的意思，并不传达教训之意。同时，遵循同源说，郑振铎也认为印度是现在所知的寓言的产地。
在写出这篇序文后的两周，郑振铎还写了篇文章专门探讨明代寓言创作的复兴，倡导民间文学的研究者，应该“一面搜罗各地民间故事，一面求取其来源”，并“一一校正之” 。不知何故，郑振铎编订的《印度寓言》直到 1933 年才得以出版，所收寓言即他 1924、1925 这两年在《小说月报》中翻译的 56 则寓言。
1927 年，显然受到郑振铎寓言研究的影响，当然也是受到长兄刘半农的影响，刘寿慈（刘正茂）在燕京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翻译了 106 则印度寓言。这些印度寓言是由伦敦大学及牛津大学讲师，印度人 P. V. Ramaswami Raju 采集并英译的。兄长刘半农亲自对这本《印度寓言》的译文进行了校订。1931 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刘寿慈翻译的这册《印度寓言》。在《译者的序》中，刘寿慈对寓言的演进及分类，明显有着郑振铎 1925 年撰写的《论寓言》一文的影响。可贵的是，刘寿慈既未拘泥于郑振铎的认知，也未拘泥于法人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等前人视所有寓言都有身体—故事和灵魂—寓意 / 教训的陈说，而是明确地将寓言的发展演进，分为了动物寓言（Beast Fable）和道德寓言两个阶段。在不同地域寓言的相互关系上，刘寿慈进一步强调印度寓言的原生性和东方寓言对西方寓言的深远影响。
在寓言的定义上，刘寿慈除了将寓言与（比）喻进行对比外，还将寓言与神话进行了比较，并简述了印度寓言在欧洲的传播和与中国寓言，尤其是《百喻经》之间的关系。他写道：
寓言（fable）与喻（parable）本来没有什么分别。若要严格判别，则寓言是借着动物去指责人类的情欲与行为；譬喻是用着较低的造物去解释较高的生命，但是总不超出这些物的定则之外。
以寓言与神话（myth）相较，则两者大不相同。神话是一种自然产生的文学。太古人民对于自然界的或历史的现象有了个幻想，就从这个幻想里创造出一种神话来。寓言的历史虽然也是很古，但原始于人类 的感触：人类有了一种感触，借着有形体的东西使他明白发表出来，这就成为寓言了。
刘寿慈对寓言的进一步译介、研究为此后的寓言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一个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教育家，陈伯吹在 1944 年就专门撰文谈儿童文学视野下的寓言。除继承了寓言是一种不同于童话、小说、格言等独特的体裁和承认印度是寓言的发源地之外，陈伯吹更主要是根据儿童的接受视角，辨析伊索寓言、印度寓言、拉·封丹寓言等的优劣得失，并倡导在新的时代应该旧瓶装新酒，在内容上批判不合时宜的旧风俗习惯、制度，语言要辛辣，使寓言如匕首。由此可见，陈伯吹的寓言观，既与周作人以儿童为本位，反对僵硬载道的儿童文学观大相径庭，也在一定意义上偏离了民间文学观，而更倾向于将寓言视为是一种文人创作，及至强调不一定是适合于儿童的现实功用与效力了。
虽然燕京大学关于童话（fairy tale）的研究同样不多，却一样有着比较的视野，是在中西童话的比较中展开的。1936年，英文系的学生匡文雄（K’uang Wen Hsiung）完成了其本科毕业论文《中西童话之比较》。
该文所引用的资料，中国故事主要来自《聊斋志异》《唐人说荟》《博物志》《西游记》等古籍和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编印的《民俗》周刊中新近搜集到的诸多故事。前者如《聊斋志异》中的《阿宝》《贾儿》《娇娜》《巧娘》《粉蝶》《红玉》《崂山道士》《青蛙神》《婴宁》等，后者如《嫁蛇精》《人熊的故事》《呆丈夫》《田螺精》等。西方故事主要来自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相关的学术专著，作者则参考了哈特兰（Edwin Sidney Hartland）的《童话科学》（The Science of Fairy Tales）、凯莉（Walter K. Kelly）的《印欧传统和民俗的奇异性》（Curiosities of In do-European Tradition & Folklore）、钟敬文的《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相似》、赵景深的《中西童话的比较》《神话与民间故事》《兽婚故事与图腾》、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黄石的《再论紫姑神话》以及清水、茅盾、郭沫若等人的相关研究。
根据有魔力的食物、动物、数字、人物之间的变形、死灵以及继母、灰姑娘、天鹅处女、小红帽、傻姑爷等母题，该文的主体部分以表格的方式对其所搜集到的中西童话故事进行了比较。这或者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较为具体、全面地对中西童话中的诸多要素、角色以及情节的比较分析。在结论部分，作者辨析指出了中西童话在魅力（enchantment）、不合常规的想象性（illogical）和欢快的结局（the happy ending）三方面之间的共性。与此同时，在指明诸如死灵故事，数字三、七、九的使用，变形等中西童话之间诸多差异的同时，匡文雄也得出了诸如格林童话这样的故事更加适合孩子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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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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