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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如前所述，刘铁梁提出的村落“劳作模式”概念在解读社会转型时期，村落生活与生计方式及其和地方市场体系之间的关系方面呈现出较强的解释力，对此概念做进一步的哲学意义上的阐发和扩展，或许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成为学者的共识，从而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理论视角。
一方面，在城市化、市场化浪潮下，越来越多的传统村落正在消失，而大城市周围的城边村更是首当其冲。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城边村村民生计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生计方式改变又促成了新的身体体验个体记忆的形成。从深层次上看，劳作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劳作模式的改变又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村落生活和村落社会结构的样态。通过对作为社会事实的劳作模式与作为学术概念的劳作模式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其在解释社会转型时期处于城乡变动中的村落认同与生活意义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本文认为，“劳作模式”这个概念，或许能够成为我们分析社会转型时期村落社会生活变迀的一个可行的理论视角。
另一方面，从民俗学学科出发，劳作模式概念的提出，也可以看作是学术研究“本土化”的某种尝试。从村落生活研究来看，经过近二十年发展，研究触角几乎深入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乡民艺术到民间信仰，从庙会、花会、集市到宗族组织，另外还有近些年来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村落社会结构和关系等。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虽然既有研究或多或少地都推进了相关理论的进路，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民俗学关注村落生活仍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先天不足，后天畸形”问题，而这也构成了现代民俗学“本土化”难以进一步推进的障碍性因素。具体来说，“本土化”应立足于本土社会语境和民俗事象，并以此为基础，抽象或提炼出本土学术概念和理论体系。作为一种研究策略，民俗学“本土化”实际上是一种学术知识的生产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研究者走进民众日常生活现场，在田野中“感受”和体验当地人生活状态，并对其做出同情式理解。需要说明的是，从本土社会事实出发提炼学术概念，并不是要求学者完全摒弃西方理论体系，而是要在借鉴这些理论时，形成一种认识论上的自觉，即要认识到源自西方社会经验的理论并不总是能适切地解读本土社会事实，这也是学术研究“本土化”的观念依据及必要性之所在。当然，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概念的构建仅是第一步，还需要研究者在深入解读田野资料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学术想象力，对概念的内涵进行哲学意义的思考，并从中逐步构建出一套具有一定适用范围和解释力的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看，刘铁梁教授提出的“劳作模式”可以看作是一种理论上的探索和尝试。
当然，作为一个探索性概念，“劳作模式”在解读村落生活方面，也许还存在阐释深度和力度不足的问题，而这需要本土民俗学者在学术实践中，结合田野作业对其给予反思，或对其内涵作进一步拓展。
（本文原载于《民俗研究》2018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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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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