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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作模式中蕴含的基本特质
如前所述，作为社会事实的劳作模式是某地域民众在长期、共同的生产方式及劳作体验下形成的带有模式意义的身体经验凝结。从其形成过程来看，劳作模式本身至少蕴含着三个基本特质：
其一，劳作模式具有明显的身体性特征。身体属于个体经验范畴，而且“身体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架构”。劳作模式正是个体生产生活经验在身体上的投射，同时生产了身体的象征意义，即身体成为某种历史记忆的载体，如康纳顿所言，“在习惯记忆里，过去似乎积淀在身体中”。笔者在冀东南王长林村进行田野时，从事生铁铸造的村民，在讲述个人生活故事时，经常展示他们因某些工种而饱受创伤的身体。对他们来说，残缺的手指、弯曲的躯体等都是一种叙事方式和表达方式，是一种用身体来进行记忆的方式。很多时候，一个故事就是从受到创伤的身体开始讲起，村民对于生命的体验和从生活中习得的经验，都在讲述中呈现出来。这经常让笔者感觉到，这些最普通人们的生命历程竟是如此绚丽，他们身体中铭刻着整个村落的历史，并以此辈辈传承。用村民的话来说，“各有各的苦，生铁铸造辛苦，挣得也多；种地保险，挣得也少。”
在村落生计由耕地转变为生铁铸造的过程中，王长林村村民更广泛地参与了地方市场体系，他们的行动范围突破了村落界域，甚至与周边大城市实现了更深刻的互动。在这种情况下，村民的身体被暴露在更广泛的社会空间之中，他们的个体生活融进了以生铁生产和交易为核心的市场体系，在这里，他们形成了新的身体体验和个体记忆。另一方面，生计方式的转变也相应地生产了—套关乎生铁铸造、交易的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仍以身体为载体，通过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传递给下一代，正如该村村民常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由于整个村子都在从事生铁铸造，后辈子孙即使没有专门学习其中的门道，“熏也熏出来了”。在对许多村民进行访谈之后，笔者发现村落集体记忆可能本来就是村民个体经验的建构，而建构过程也正是长期选择某种生计方式所带来的村落劳作模式的生成过程。其二，劳作模式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劳作模式是在长时间共同的或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的，这不可避免地使其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区域社会进行比较分析时，“劳作模式”本身具有层次性。换句话说，在以村子为比较对象时，劳作模式的解释力总是倾向于具有特殊生产生活方式的村落，比如蔡磊在博士论文中提到的房山沿村一带广泛流传着的说法，“七贤篮子，沿村的筐，太和庄的小车一大帮”。这实际上表明了村民对于日常生活中可触及到的村庄边界的认知和体验。在村民看来，七贤村最有特色的是编织篮子，而沿村则是编筐，太和庄村推小车做买卖的较多，这些都构成了每个村子的“标志性文化”。可以看出，村民选择相同或相似的生计方式，往往会对整个村落结构和共同体形成一定影响。依照共同的生计方式给村落贴上各种“标签”正是村民对于村落认同和边界意识的一种隐喻表达。蔡磊认为，“村民在生计方式选择上的趋同性促使了村落共有生计传统的形成，这种传统一旦形成，便成为村民行为选择的一种惯习，这种惯习既是村民个人的也是村落整体的。”如果将比较研究对象扩展到更广泛的区域，比如对文化和耕种制度上的南方与北方进行分析，那么具体到个案研究时，可能需要扩及麦作劳作模式与稻作劳作模式之间的比较；同样，如果分析对象扩展到文明层面，则可能需要扩及农耕劳作模式与游牧劳作模式或商业劳作模式之间的比较。不过，超越村落研究，比较的区域越广泛，可能需要借助的学术概念会越多，同时也会超越民俗学学科研究范畴，而可以预见的是劳作模式解释力也会降低或减弱，从这个方面说，劳作模式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其三，劳作模式具有时间性和实践性特征。作为社会事实的劳作模式既具有结构性特征，同时因其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其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往往又呈现为未成性和过程性状态，即劳作模式在生活之流中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其根本状态仍然是不断地生成和变动。村民个体生计方式的选择，常常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有时起关键作用的甚至是偶然因素，但整个村落趋同的生计方式的选择，更多却是村民基于惯习和村庄传统而做出的理性判断。对此，刘铁梁指出，“一个村落里每户人家的谋生方式，固然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在整体上却往往形成共同的选择，原因在于村民所拥有的资源、技艺和在市场网络中的位置，都是相同的。”除此之外，劳作模式的时间性特征还表现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总是受具体生产方式和活动影响，而呈现出非连续性特征，因此，随着村落传统生产方式发生变迀带来劳作模式的变化，村民的时间观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关注村民生活中的时间感，亦是现代民俗学转向日常生活研究不可或缺的维度。正如王加华所说，“对社会生活而言，时间并非是完全抽象而无法感知的，而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紧密相关，且具有多样性、节律性及非连续性等特性，并表现出强烈的结构性特点。”
笔者在王长林村做田野调查时，有村民这样描述生铁铸造生计方式的普遍选择，“干铁厂，这个事儿它着（音zhao）。”“着”在当地方言中有“传染”的意思，也就是说，之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铁厂而放弃了农耕，是被“着”上的。当笔者问起相距不足3里的邻村为什么没有开办铁厂时，村民解释说是因为“着不过去”。对于为什么“着不过去”村民认为，“他们村没有这样的‘传授’。”根据笔者在田野中所形成的对于该村村落生活的感受和理解，“传授”即意味着一种传统和惯习。事实上，王长林村在开办铁厂之前，尤其是在1949年之前，许多村民就已经开始从事各种小生意，如开办豆腐坊、铁匠铺、木器厂等并达到了相当规模，以此为基础，该村已经形成了搞副业的“传授”，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村办生铁铸造厂承包到个体户时，村民能够迅速做出回应，并很快在全村范围内弥散开来，最终形成了“远近闻名的铁厂村”。
共同的劳作模式对于维系村落感情和村落认同有积极作用，对此，刘铁梁指出，“尽管在资源竞争与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村落认同感的维护会受到一定的挑战，但是，村落认同感也进一步成为村民在与市场上其他对手竞争过程中的情感力量。”笔者在王长林村调查时发现，即使是村民自我调侃，都透露出其对村落的认同感，比如任某绪就曾说过，“都说‘长林村的女子出嫁倒贴’，怎么讲，就是说咱这个村是铸铁的嘛。咱们铸铁出名。”
除此而外，相对于农耕生产而言，家户经营的生铁铸造业也极大地改变了村民的时间观念，传统的以农事活动为主要轴心的时间安排，被工厂中的机械时间所取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冬两闲”等时间观念和时间制度也发生了变化。而这些都可以通过劳作模式入手，进行深入分析。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劳作模式本身具有的身体性、地域性、实践性和时间性等基本特征，为其关注村落文化建构及地域认同提供了较强的解释力，也使得田野个案研究将其作为理解日常生活的切入点拥有了事实合法性和理论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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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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