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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转型时期，村落生活发生剧烈变迁，传统民俗事象也呈现出式微态势，在此情况下，如何转变研究路径以应对新情况，成为当代民俗学进行理论探讨时不可回避的学术问题。劳作模式是民俗学家刘铁梁在田野基础上，结合自身学术实践提出的探索性概念。劳作模式强调村民的身体经验和生活实感，注重村落生活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因此，在分析村落认同、社会变迁、生活意义等问题时，其能展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和解释力。同时，将劳作模式作为民俗学关注村落生活的起点，本身也自含了从强调民俗事象的结构性分析向强调村民主体及实践活动转向的学术旨趣。因此，在田野作业中，进一步挖掘和阐释此概念，可以为民俗学村落研究提供一个可行性理论视角。
关键词:劳作模式；民俗学；本土化；村落生活
作者简介：李向振，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关系发生极大变化。传统城乡二元对立分析框架遇到了现实生活的挑战，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为此做出不少反思。在社会转型中，作为关注民众日常生活文化的民俗学也正遭受现实冲击，传统研究路径的困境日益凸显。为此，不少学者提出研究路径的“日常生活”转向。随着信息技术、现代化以及市场化更广泛地渗入到社会各个角落，无论从生活方式、社会观念还是信息获得和知识积累层面，城乡间的隔阂正变得模糊，但无论如何，就深层文化结构和民众的生活实感来看，城市和乡村仍是差异显著的生存空间。在过去几十年里，不少村落的主要生计方式发生了变化，村民文化观念、村落认同等也因之发生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握变动中的生活文化及其意义，如何重新认识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文化，如何理解城乡间深层文化结构的差异，如何重新界定民众的地域认同及文化建构，成为当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之后需要考虑的重要议题。在面对以上学术议题时，不少民俗学者提出了一些探索性的“本土化”学术概念，如西村真志叶对京西农村地区的“拉家”的研究，桂胜等对“表现民俗”的理解、李生柱对冀南广宗“打酷”仪式中“表功”的研究等。刘铁梁结合几十年的田野经验与研究实践，提出将“劳作模式”作为关注村落生活变迀、村落地域认同以及村落文化深层结构的工具性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对现代民俗学理论困境的反思与检讨，同时也可以看作是立足本土社会事实、提出相应概念的民俗学“本土化”探索。本文认为，虽然“劳作模式”在提出后的几年里，包括刘铁梁教授本人在内，已有数篇文章对其内涵及学术意义进行扩展和挖掘，但其在阐释村落生活及地域认同方面的适用范围及延展性方面，仍需结合相关田野资料予以廓清。
一、作为概念的劳作模式及其内涵
“劳作模式”是刘铁梁在广泛的田野作业基础上，在分析社会转型期村落生活与市场关系时，总结提炼出的一个探索性学术概念。这个概念最早被其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蔡磊在论文中加以引用和阐释。蔡磊从北京房山区沿村的编筐手艺入手，探讨了以农耕为主的村落社会中副业劳作模式对村落认同与村落共同体的影响：
副业劳作模式的日常性和实践性使其在构成村落社会“实在感”上具有独特优势，其它的建构机制更多地以集体组织、集体活动的形式来建构村落社会的整体性，而劳作模式却与村落成员中个体的实践、感受和认知密切相连，使村落成员在日常劳作实践中感受到村落社会的存在。
应该来说，蔡磊对“劳作模式”给予的学理探讨，拓展了其在分析村落生活时的内涵和外延，并在具体学术实践中，展示了此概念的解释力和生命力。笔者曾以冀东南长林村生铁铸造为例，探讨了“劳作模式”变革与村落生活变迀之间的内在关系。刘铁梁认为除信仰、庙会、节日、民间艺术等传统意义上的民俗事象值得民俗学关注之外，村落经济生活也应该引起重视。据此，他认为将村落“劳作模式”的历史性变化作为分析视角，来解释村落社会建构的经济动力和理解村落文化的亲和力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劳作模式”不仅是指获得某种物质利益的生产类型，而且是指向身体体验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方式。运用这个概念，有助于全面考察村民在特定的生产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身体体验和丰富的感性知识。提出村落“劳作模式”，是为了将村落的物质生产活动、对外交易活动与其他民俗活动统一于村落认同的身体实践来加以理解。
从社会科学理论结构和理论体系来看，以上关于“劳作模式”的界定对于改进该词汇概念化有莫大助益，但仍未将其彻底概念化。换言之，概念化的劳作模式，不仅是一种社会事实，其更是一种能够用以解释其他社会事实的抽象表达。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所指出的，“研究的基本要求就是概念，亦即变量，必须被充分明确地加以定义才使研究能够进行。”在理论生成过程中，如果不能将劳作模式从社会事实本身升华到抽象思维表达，就会陷入到“事实八解释事实B，事实B解释事实C……事实N返回事实八”的循环解释中，并不能真正实现对某种社会事实的理解。因此，我们在对“劳作模式”进行解析时，需要从两个层面同时展开：
其一是作为社会事实的劳作模式，结合笔者田野资料及前述研究可以进一步概括为：村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整套包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在内的观念、行为和各种关系的感受与地方性知识，这其中既包含了村民的身体体验，也包含了其对过去生活的个体记忆和叙事。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劳作模式是内化了的身体记忆，凝聚着村民基于生活诉求形成的地方性知识和生存性智慧。
其二是作为理论体系中学术概念的劳作模式，即劳作模式可以用来表示民众基于共同劳作方式和体验形成相同或相似生活实感，同时以此作为地域认同和地方文化建构资源的社会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在关注村落生活时，劳作模式既是研究的起点和切入点又是研究的路径，亦即研究者可以通过劳作模式去理解和解读村民的生活世界和生活意义。刘铁梁认为，“农民在叙述个人生活史的时候，往往对自己日常劳作的经历保持着最为清晰的记忆，这种记忆与其他记忆一起构成了他们个人成长的鲜活叙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作模式强调“当地人”的生活史和个体记忆，是对民俗学研究视角的一种尝试性扩展。
另外，如前所述，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急剧变迀的社会生活，不同学科都在尝试以各自独特视角来解读日常生活的意义。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言，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转向日常生活研究，即是对社会转型的回应与探索。在此过程中，民俗学者也开始由传统的民俗事象解读转向“朝向当下”的生活意义阐释。笔者认为，民俗学关注当下生活，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从“传统”的研究藩篱中挣脱出来，开始关注正在生成的民俗生活，而这又离不开对于传统生活的追索，这样面向当下的民俗学，就必须具有从历史中来到现实中去的过程性视角；二是从具体民俗事象的解读到整体生活的研究，需要以区域民俗生活的比较研究为基点，从而抽象出更具普遍意义的话语体系。在此学术背景下，刘铁梁提出的劳作模式即具有了方法论和新视角的意义。作为一种模式化的生活状态，劳作模式本身既具有当下性特征又具有过程性内涵，它强调从一种历史状态到新历史状态的生成过程；同时，劳作模式也具有区域性内涵，它强调地域性特征，而又没有明确地域界限，这为从更广泛区域内抽象较为普遍的规律性的话语体系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以此而论，劳作模式概念的提出可以看作是民俗学“当下”转向路径的一种积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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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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