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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庙会等传统公共仪式的研究
传统的庙会，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普遍存在，是一个地方社会集体举办的神灵祭祀活动的形式，对于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地方认同意识的强化都发挥着重要的文化纽带作用。对庙会的研究事关我们对中国乡土社会根本性质的认知。因此，庙会这一重要的现象自然就进入了民俗学研究的视野，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民俗学调查的重点，出现了很多研究成果。刘铁梁、岳永逸、张士闪等人的研究就较好地体现了当时民俗学界对庙会这一民俗现象的学术关怀。
庙会的仪式活动本身也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实践方式。庙会几乎是一个地方的全体社会成员都会参与的交流实践方式，与平日里人们的交往形成对比，具有明显的节日的公共性特征。今天看来我们完全可以借用表演理论，把庙会和节日活动作为中国社会中特有“日常交流实践”的一种类型。这里所用的“日常”二字是“日常生活”视角的意思。鲍曼之所以关注表演，就是为了解答人类社会何以达成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人们是怎样运用交流手段来建构和维系社会关系的。因此，在同样的问题意识下，庙会的调查研究多有对活动中各种交流行动和角色关系的关注。例如刘铁梁的庙会类型研究实际上就是着眼于日常交往关系与现场交流的规范来分析的，已经注意到这些类型在村落内部以及村落之间都有怎样交流的作用。他指出与祭祖仪式相比，人们在参与庙会活动时具有更多平等的地位，可以冲破亲属等级关系，在狂欢的氛围中充分表现自我；另一方面，“借助庙会的开放性，村落能够与外部世界和上层各级权力进行非正式却广泛的交流与对话”。
有很多民俗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都把庙会或者与之相关的仪式、民俗表演活动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如岳永逸关于河北梨区“家中过会”的民族志研究，对村落中普通民众特别是那些生活失衡的人与能够通神的“香道的”之间的如何交流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张士闪通过对西小章村年节竹马表演活动和祭祖仪式的考察，发现小章竹马不断地在村内及对外的演出中发挥着“协调村际关系，实现家族力量的跨村落联合；协调家族内各家内的关系，整饬家族秩序，突出家族—村落共同体的性格与利益”的重要社会功能。他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村际关系的协调，家族关系的维系，以及家族中各家支间的多种交往实践。他们从民间信仰、仪式活动、宗族关系等多个角度直接进入了对“庙会”这一中国社会特有的交流实践方式的研究。
（四）当代地方民俗志的调查与书写
对于地方民俗志的书写来说，怎样能够抓住那些既是地方性的，同时又能体现整个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民俗事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民俗学者在总结田野作业经验，借鉴人类学民族志等写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和试验了一些新的地方民俗志书写模式。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民俗志作为基本研究方式的民俗学论著，例如刘晓春、吴效群、詹娜等人的博士论文中出现了大量的当地人的叙事，也展示了当地人怎样围绕一个事件在进行交流的过程。另一方面，刘铁梁教授带领学生们在北京市各区县进行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文化志的调查与书写，正逐渐明确了以城市化过程中人们在日常交往关系和交流实践方式上所发生变化为核心关注的问题。也就是说所谓标志性文化，作为地方文化形象和集体身份感的文化，不仅是在民俗学访谈中所发现的，而且是建立在一个地方民众日常交流实践基础之上的。而民俗学之所以要面向当下，介入生活，也是因为一个地方的日常交往实践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标志性文化也在发生变化。
这是一个不断深化和受到检验的认识过程。2005年，刘铁梁在对门头沟区民俗文化志调查和书写实践进行总结、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书写的新理念，说明了书写这种民俗志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当地人是怎样认识和创造他们的生活的,什么才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这需要我们与当地人深入的相互沟通。不仅限于访谈或谈话,还要观察他们的实际生活”。十多年来，他带领着学生们先后在北京市的十几个区县进行了这种民俗文化志的调查和编写实践。2016年，他进一步阐释了“标志性文化”这一概念：“是指在民俗志访谈与书写的话语交流中被突出叙述的某些特色鲜明的地方民俗。而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标志性文化就是指由文化交流的双方共同言说的一类显明而突出的文化印象。总之，这种民俗志写作的范式，既根源于文化之间交流的日常实践方式，也出自于我们主动加入这一实践过程的学术意识。”
这就是说，民俗志书写固然离不开田野访谈，但本质上是离不开民众的日常交流实践。一方面，要在一个地方民众的日常交流实践方式上来理解故事、歌谣、知识、技能、礼仪等民俗的实际存在；另一方面，民俗学者作为外来者对当地人之间的访谈本身也要看做一种重要的交流实践方式，因为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会有与陌生人或外来人之间的接触与交谈，那也是生活中的一种常态。
（五）对“生活革命”及“个人叙事”的关注
民俗是广大民众因应自身生活的需求和变化而创造和传承着的一种生活文化，如果民众在居住空间、劳作模式、生活节律、交往关系及方式等方面都发生变化，那么民俗文化就整体地进入了新的时代。因此，对民众日常生活方式变化的关注是我们深入感受、理解社会发展脉搏的基本手段。近年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而民众生活方式的变化就自然地进入了民俗学的研究视野。
表演理论强调要研究日常交流的实际发生过程，这与我们开始注意研究的民众日常生活方式的变化，在视野和理念上都是一致的。2017年，周星提出了“生活革命”的概念，虽然没有把目光直接指向“日常交流实践方式”，但是已敏锐地察觉到，在现代科技和传媒的巨大影响下，不仅是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行为，而且也在交流方式上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另外，近年来赵旭东关于微信民族志的倡导和探索，也正是看到了微信等现代传播媒介已经改变了民众的日常交流方式，与周星的学术关怀和出发点是一致的。
另外，近年来中国民俗学对个人叙事的研究，不仅与与美国民俗学提出的个人叙事理论遥相呼应，而且与表演理论所指向的日常交流实践研究也十分一致，因为都是对以往民间文学文本研究的超越。比如刘铁梁关于春节的个人叙事的研究，林晓平、雷天来对风水师的个人叙事的关注，汪林林关于涉县马童的个人叙事研究等。讲述与个人经历及其感受相关的故事是民众基本的社交技能和参与社会建构的重要依据。这些与个人经历相关的叙事是民众日常交流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只有在日常交流实践中，个人叙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建构功能。因此，关注民众的个人叙事是我们关注民众日常交流实践的重要表现。
总之，受各自学科研究传统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影响，中国与美国的民俗学发展道路有所不同，但是两国民俗学在研究方向的转型上又有许多殊途同归的表现。就中国民俗学而言，自上世纪80年代民俗学学科恢复之后，首先是在研究对象的范围上给予了拓展，出现了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学科分工。然后是在研究方法上，由解读文学文本或民俗事象结构的研究，逐渐走向了重视描述村落个案或地方民俗志的书写，表现出朝向在生活整体中理解当地人的方向来进行研究的态势。中国民俗学最近几年的发展，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关注现实的日常交流实践的思想，如户晓辉指出，我们应该重建实践民俗学，认为“中国民俗学要发现民俗或文化的意义并对中国民众过上好生活真正有所贡献，就不能把自己变成一门经验科学，而是应该成为一门实践科学”。这个过程，正好说明了各个国家的民俗学，虽然受不同国情影响而走过不同的道路，但是在主要的学理方面却是彼此相通和互相影响的。走向日常交流实践是民俗学研究的大势所趋，也是各国民俗学比较一致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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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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