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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域高僧康僧会在三国时期孙吴境内译出的《六度集经》，选录故事近90则，其主体由著名的佛本生故事构成。在漫长的时空背景上，它伴随佛教文化广泛深入传播，给予中国各族民间口头文学以巨大影响。本文以“死鼠发家”“狸猫换太子”“四姓害子”“感恩的动物忘恩负义的人”这几个故事类型为例，论析了汉译佛经故事在中国蜕化演变的文化轨迹。
关键词：《六度集经》；佛本生故事；狸猫换太子；感恩的动物
《六度集经》是西域高僧康僧会于三国时期在孙吴境内译出的一部佛教经典，汉译成书时间约在247年他抵达建业（今南京）会见吴主孙权之后。《六度集经》是一部佛教故事集，原书编撰者按其内容分别归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般若”等“六度”之中来组织篇章结构，故以《六度集经》的书名传世。这六种行为是信徒修持佛法，由此岸世界通达彼岸世界之路径，在佛法中具有纲领般的重要意义。但本经并非单纯说教，而是将六度义理借说故事给以通俗生动的表达。《六度集经》的通行文本为8卷本，标明为91章，略去4章序言与阐释文字，实有87则故事。在87则故事中，以人物或动物为主要角色构成的本生故事达70则，佛传故事3则，因缘故事14则。由此可见，就主体而言，《六度集经》实为一个佛本生故事集。
所谓本生故事，不论在佛教经典或世界文学宝库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印度佛教徒利用本生故事来宣传教义，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除刻印成专集外，也常常分散穿插在其它佛经中。在许多汉译佛经如《撰集百缘经》《贤愚经》《杂宝藏经》中，就常有数量不等的佛本生故事散见其中。而包含佛本生故事最为丰富的，就是这部《六度集经》了。对《六度集经》，海峡两岸已出版过几种注释本，并有林彦如女士以“《六度集经》故事研究”为论题，撰写了一部内容充实的硕士论文。本文特就《六度集经》和中国民间故事宝库中相对应的故事进行比较，借以探寻其在中国各族民众中传播演化的轨迹。
一、小乞丐的致富传奇：“善用小钱成钜富”
《六度集经》卷三“布施度”中的“理家本生”，叙述一个贫穷的小乞丐，以一只死老鼠辗转致富的有趣故事，可将它归入“善用小钱成钜富”这一生活故事类型之中。
以前菩萨是个大商家，积财齐国，常好济贫，惠及众生。有个朋友的儿子，因浪荡成性，散尽家财。商人怜惜他，给他千两黄金做本钱经商。可他不改淫荡游乐的习性，把家产败光，又厚着脸皮来找商人。当时商人门外垃圾堆里有只死老鼠，商人便借此训诫他：“聪明的人用这只死鼠都可以谋求生计，兴家立业，想不到给你千金还落得这样穷困”
这时有一个小乞丐，正来向这商家乞食。听到商人对浪子的教诲，心有感悟。讨得一点食物，离开时将那只死老鼠带走，随后又向人乞讨到一些调味佐料，将死鼠烧烤成鼠干，卖得两钱后转手去贩卖蔬菜，几经周转，小钱变大钱，终于成了富人。他想：我本来是一个小乞丐，就是听了那位商人教训浪子的一番话，才兴家创业有了今天的日子。于是做了一只金鼠，肚内塞满奇珍异宝，特地送到那商人家里表示谢意。
商人听他讲述这些自己发家经过之后深表赞许，将女儿嫁给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业交给他管理。后来还让他作了财产继承人，以孝道闻名全国。（《六度集经》114-115）
这个以一只死鼠发家的“理家本生”，在故事叙述中已点明其主题：“以微致著，遂成富姓。”金荣华教授将此类故事命名为“善用小钱成钜富”，是很恰切的。故事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民间口头文学意味，从一部印度古代民间故事总汇《故事海》一书中就载有同类型的“商人的故事”（《故事海选》31-32）来看，也可以印证它原本出自印度的民间口头传承。后被佛经文献所著录，成为巴利文《佛本生经》中的“小商主本生”（《佛本生故事选》5-7）。内容大同而小异，可见是由同一故事改编而来。《六度集经》选编本故事时，除在结尾处以佛陀的口吻说明：那位大理家即吾身，浪荡子即调达，以鼠致富的小伙子即槃特比丘，由此将本篇纳入佛本生故事的行列。但这是附加于所有佛本生故事的固定程式，并无特别之处。本篇最值得注意的：一是它在情节结构上，其主角本是那位头脑机敏，巧于经营的小乞丐，本篇却先让一位无可救药的浪荡子出场，在两相对比中叙述这个以鼠致富的故事，使它富于传奇性与趣味性；二是在宣扬发家致富时不忘佛家的布施，故事中的大理家就是一位“常好济贫，惠逮众生”的人物，最后在接纳小乞丐成为自己家产继承人时，也不忘叮嘱他：“当奉佛三宝，以四等心救济众生。”正因为在叙说主人公致富传奇的过程中，还融合着施财济贫的思想，故本经将它编入“布施度无极章”内。大乘佛教的布施度有多重含义：以物质钱财施与众生的叫财施，保护众生安全，使他们免除恐怖而得到精神慰藉的叫做无畏布施，以相关义理和知识启迪众生的叫法布施。本篇主题可以说是财施与法布施的交融，这样就赋予一则发家致富的普通生活故事以社会人文深厚意蕴，提高了其文化品位。
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个“善用小钱成钜富”的故事类型，在中国也颇为流行。从新近采录编印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浙江卷》中，我们就发现了属于这个类型的两篇口述异文，即浙江江山市的“一个铜钿发家”（716-717）和浙江慈溪市的“三个铜钱压岁包”（752）。将浙江故事和上述佛经故事相比较，其微妙的异同之处，耐人寻味。
“一个铜钿发家”讲的是主人公用一个铜钱换一盆洗脸水，他借口要带回去给家人洗用，将铜盆转手典当出去，用典当的钱买豆子做豆腐，接着又用买豆腐的钱买猪娃，并用豆腐渣喂猪，大猪再生小猪。“三个铜钱压岁包”讲的是以铜钱买鸡蛋，蛋孵鸡，鸡又生蛋，卖掉蛋和鸡买小猪，猪长大后再买小水牛，就这样几经周转，便发家致富了。
这两篇中国故事和《六度集经》中的印度故事在形态上属于同一类型，是可以断言的。民间叙事作品情节结构的类同，有的属于彼此不谋而合的平行类同，有的属于相互影响同源异流；那么，就这个“善用小钱成钜富”的两则故事来看，究竟属于哪种情况呢就中印进入商贸时代以来，小本经营发大财的事例屡见不鲜这样的社会现实情况而论，两国口头文学中不谋而合地出现同类型的故事传说并非不可能；然而就这个故事类型传播的历史地理背景及其叙事形态作深入细致的考察，我以为中国故事极有可能从印度佛经故事脱胎而出。理由是：第一，《六度集经》由康僧会在建业即今天江苏南京译出，流传至今已达1700年，而江浙一带很早就盛传佛教，《六度集经》中的故事有着极为便利的条件深入江浙一带民间；而江浙地区的商贸活动又一向十分活跃，佛经中的商贸传奇故事深受民众喜爱，更是顺理成章的事。第二，佛经故事讲的是以一只死鼠致富，中国故事讲的是用做豆腐或养鸡生蛋等等来发家，这里明显地表现出中印两国风土人情之差异。可仔细揣摩，两国故事构想均采取夸张手法以极微薄的本钱起家，在几次周转中突显主人公的灵活头脑与商业智慧，而且在叙述中洋溢着对这些底层小人物的同情赞赏；还有中国故事仅见其近现代文本，晚于印度佛经故事千年，因而把它作为影响研究的实例来看，具有相当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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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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