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传统

 

 

　　近些年，随着西方口头文学研究的各种方法论的引入与借鉴，不仅中国口头文学研究的范式被不断地丰富和扩大，而且，这些新规律新理论的西为中用，也是对原有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其中，口头诗学理论就对我国口头文学研究，特别是史诗研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首先，西方口头诗学理论成果的借鉴和引入以及在中国本土化的实践对我国的口头诗学理论建设和学术反思与批评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过去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美学观的规范下，民间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一直处在研究范畴的第一位。口头诗歌和文人作品的差异性往往被忽视，常通过简单套用研究文人书面作品的方法来研究这些口头创作、口头传播的作品，忽视了它的特殊性，所得出的结论也是牵强附会，隔靴搔痒。在口头诗学理论的影响下，逐渐建立起一种“活形态”的史诗观。学者们以“口头性”和“文本性”的问题意识为导向，突破了以作家文本为参照模式的文学研究框架，学界重新回归人文传统，过去运用文学、历史的方法研究口头文学的局面发生了根本转变，口头传统规律则更多通过人文学术研究方法来揭示，学者开始对以往研究忽视民间文学作品本身特征的一些认识误区进行了反思，并出现了回归传统、回归民间文学本身的学术思考。至此，中国口头文学研究态势产生了“从文本走向田野，从传统走向传承，从集体走向个人才艺，从传承人走向受众，从他观走向自观，从目治之学走向耳治之学”的转变过程。

 

　　其次，由帕里和洛德建立的口头程式理论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民间口传史诗文学作品，这一理论的建立不仅打开了民间文学宝藏的大门，使我们认识到民间口头文学蕴藏着巨大的艺术魅力，而且对认识民间口头文学的重要性有极大的影响。

 

　　民间文学从性质上讲，属于劳动人民的精神文化，是民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化与广大人民的各种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是民族文化的基础部分。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荟萃起来，就是人类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的故事、传说在语言、心里、伦理方面都对一个民族有着深刻的影响。民间文学的价值是不应该被忽视的。民间文学可以说是一种宝库，是劳动人民艺术的结晶，是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因此，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民间文学这颗璀璨的明星。对于口传史诗的验证应该采用田野作业的方法，而在口传史诗的研究方法上应采用广泛的比较法。

 

　　最后，口头诗学理论对中国口头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启示就是用田野作业的方法来研究活形态的口头传统。虽然早在帕里和洛德之前，很多学者就采用田野作业的方法来观察史诗，但帕里和洛德更近一步，他们体现出田野作业反复取证的过程，“这些证据包括研究者在现地、现场记录的、观察和研究的、描述的口头诗歌的现实”。从而从史诗的真实表演中获得对口头诗歌文本的更为科学的认识。田野作业给我们中国探索口头文学提供了一种实践的方法，我们应该从田野调查出发，从口头传统的内部获得活态的第一手资料，坚持口头文学研究的实证主义路线，而且还可以采用广泛的比较法，用语言学、人类学及史诗之间的相似之处进行类比验证，以今证古。

 

　　总之，在中国，口头诗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牵涉到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和内容。对民间口承文学、民间文化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的新的方法论意义。它颠覆了原有民间口头文学的思维模式和研究范式，为中国民间口头文学包括史诗、民谣、民间故事等研究输入了新鲜的血液。我国口头诗歌虽然源远流长，蕴含丰富的宝藏，但是口头诗歌的理论研究与体系建构却非常薄弱，对口头传统的诗学的研究层面也不系统。口头诗学理论及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口头诗歌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特色的口头诗学，就要以西方口头诗学理论为借鉴和参照，打开我们的视野，拓展我们的研究思路，同时还要以中国丰富厚重、形态鲜活的多民族史诗资源为根基，结合中国各民族的本土文化，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史诗学理论，正如陈寅恪所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中国的口头叙事研究要立足于本民族文学，将口头诗学与本民族口头传统结合起来，重新审视本民族的口头文学研究，对口头诗歌进行精密的句法分析，以此审视长期以来用书面文学理论研究口头叙事带来的诸多局限。

 

　　（本文刊载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