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传统

摘要：“口头诗学”，又称帕里—洛德口头程式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古典学学者帕里及其弟子洛德所开创的一门通过类比验证和比较方法解决口头传承内部运作规律的理论典范。在中国，口头诗学是20世纪90年代才新起的一门学科，它广泛借鉴了民俗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民间口头文学的研究具有新的方法论意义，使中国的口头文学研究发生了从文本走向田野，从集体走向个人，从传统走向传承，从目治之学走向耳治之学的转变。结合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现实，对“口头诗学”理论产生的背景、基本概念及现实意义进行综合评述，可以使口头诗学本土化的内在路径和外在意义更加清晰，从而具有普泛化的阐释意义。

 

关键词：口头诗学；理论背景；民间故事；基本构成

 

 

　　在西方，民间文学始于18世纪，被称为“口头传承”，最初隶属于民俗学范畴。长期以来，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趋向是紧紧抓住研究对象，由外向内，由书面文本到活态过程，不断开拓，步步深入。

 

　　早在18、19世纪的“大理论”时代，西方学者们便开始关注民俗学的首要问题:“什么是口头传承”及其“起源是什么”。对此主要有三种不同学派:即以赫德尔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学派，认为口头传承是一个民族的“档案馆”，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呈现；以安德鲁·兰和爱德华·B泰勒为代表的文化进化论学派，认为口头传承是原始文化的遗留物，是原始知识的再现；以麦克斯·缪勒为代表的太阳神话学派，认为口头传承是来自原始的回声，但并非是原始状态的遗存。关于口头传承起源的论述研究，还有由特奥多尔·本菲开创的流传学派。这个学派在20世纪初期又分立出“芬兰历史—地理学派”和“年代—地理假设”学派。他们的形成开启了历史地理比较法，沿着故事的传播地理图谱寻找发源点。这些不同的学派虽然各辟蹊径，方法各异，但都为世界民间文学留下了宝贵的理论方法。对于口头传承来说，这种研究依然属于一种外部的表层研究，还没有进入到研究对象的本身，它还只能说处于研究的初期阶段。

 

　　此后，西方学者开始将研究方向由外向内，转向研究对象本体，即研究口头传承文本。如果将这种方向转移比做矿物采集的话，那么它已经从对表象的勘测逐渐深入到了对口头传承理论的深入挖掘。在此，研究者们得到了以“口头诗学”为代表的理论的巨大收获。口头诗学理论是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和弟子阿尔伯特·洛德在对前南斯拉夫地区存在的口传史诗的演唱传统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创立的，是旨在研究口头诗歌特别是大型史诗的创编特征和运行规律的理论。它不仅回答了口头传承是什么，它的结构、功能及运作机制等深层理论问题，而且集文本模式研究之大成，全面论证了口头诗歌文本背后的创作传统。其最大价值在于把严格的田野作业作为基本方法引入口头传承的研究之中，通过广泛深入的田野作业，使研究对象从书面文字突进到生动的活态表演，从而把对象本体视为一个生命过程，并向其深处追根溯源，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该理论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启蒙以及20世纪60—80年代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日臻发展与完善，沿着向“口承性”与“书面性”的辩证关系的方向发展，逐渐形成一个上起以阿尔奈和汤普森为代表的“芬兰历史—地理学派”，下开表演理论和民族志诗学的先河，对史诗等民间文学样式有较强阐释力的理论。

 

　　20世纪后期以来，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开拓的领军人物是美国密苏里大学教授约翰·迈尔斯·弗里。其不仅对口头文学创作内在规律等方面的研究有着突出贡献，而且采用跨传统的比较和对照研究方法，对口头理论、表演理论和民俗志之间的关联进行深入研究，标志着一个具有较强阐释力且大有发展前景的新的研究方法和人文学术理论的构建。同期，还有结构主义、象征—解释学、精神分析学、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女权主义等等的学术理论与流派，也大都与这一理论有着内在或互补的关联。

 

　　总之，20世纪的西方民间文学研究，在方法论的变革、研究范式的转换、研究理论的多深层的挖掘与探讨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发现和开拓研究。这一历史进程，既是西方民间文学学术演进的某种内在转变的体现，也为我国民间文学的研究在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研究视角及思路等方面的提供了有益借鉴。

 

　　在我国，最早对口头诗歌的记录是在先秦、两汉的史书和杂记中，但真正的学术关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北京大学发起“歌谣运动”，并在北大出版《歌谣选》，征集近世歌谣。他们将目光投向民间文学创作，表现出明显的民主主义思想倾向。

 

　　20世纪30年代，闻一多、朱自清、顾颉刚、钟敬文等一批著名学者开始对口头诗歌，如《诗经》等作品中的即兴创作和文体形式的口头性等问题进行了挖掘和探讨。这类似于西方文学理论界对荷马问题的争论。

 

　　20世纪50年代，钟敬文、刘守华、段宝林、陈建宪、万建中等学者开始对口头文学的基本概念、特征、类型和价值等进行了研究。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吸收了前苏联古典口头文学理论的方法，主要探讨了口头文学与民间生活、人民群众的劳动及其智慧之间的密切联系。民间口头文学研究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如对著名故事表演家秦地女、黑尔甲、王惠等的调查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口头文学的整体研究被中国民族学界纳入到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的建设研究之中。段宝林先生提出“立体描述”的方法、许钰先生的《口承故事论》等体现了把故事讲述作为一个重要概念的民俗学研究思想，但是，“纵观中国民间故事讲述活动研究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与故事文本研究相比，故事讲述活动的研究似乎一直缺乏开阔的思路和多元的视角，而处于狭窄的、分割的状态”，“故事讲述主体和讲述行为的调查和研究则相对缓慢”。当西方的口头文学已进入到了以“表演中的创作”为中心的研究阶段时，我国工作重心还只是集中在搜集、整理、记录和出版等基础环节方面，研究工作更多放在对某个具体口头文学作品的研究层面上，缺少历时、共时的纵横联系与宏观的思考与构建，理论研究视野迟滞。

 

　　近十年，民间文学研究进入新的转型期，口头文学要向深度挖掘，就要着力于口头诗歌内部发展规律的理论探求。于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批史诗学者如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等人，陆续从西方将口头传统研究理论及其方法论成果介绍、转化、应用到了本土，在国内引入了“口头诗学”这一跨学科研究，并在国内成立了“口头传统研究中心”，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口头文学研究的理论，形成新的研究范式。这些学者，对帕里、洛德、弗里等具有代表性的口头诗学学者的理论著作进行了翻译、阐释和借鉴，对我国口头诗歌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对这一理论的借鉴运用情况来看，它从民俗学视野出发，将口头诗歌纳入到口头传统的研究范畴来加以重申，改变以往口头文学的研究惯式，从文本分析入手，通过引证大量的实例和精深细微的诗学分析，去探究和梳理文本背后的口头传统，使民间口传文学现象的研究进入更为深入的总结和探讨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