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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头面人物处理的事务繁多，主要涉及与官府、村落及私人有关的三类事务。在有关官府的事务中，最主要的是土地管理和粮税征收。与村庄有关的事务则涉及村庄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建筑或维修围墙、看护大门、组织看管农作物、惩罚违反公约的人、建造庙宇等。灾荒幸存者大都是这些头面人物，例如东冶镇索龙村的四位社首申锦松、马兆金、马成功与刘安琳，凤城镇北安阳村的社首贾杶，降区村的社首蔡世昌等。他们有感灾荒带来的社会秩序的破坏与危害，因此有意识地记载灾荒中各种变形的图景，每每提到或者想到此次灾荒，都是心有余悸，添伤莫已，身体乃至意识、理智都会发生很大变化，“言未毕而伤心落泪滴湿衣襟”。他们将心灵的触动落实为具体的行动，延请乡村中有书写能力的人撰写碑文，以志荒事。
相比较碑刻书写者真实的身体，碑刻阅读者的身体是被想象、被虚构的，但在碑刻书写者那里，这些读碑者却是真实存在的，他们都拥有鲜活的生命与真实的身体。在碑刻书写者看来，这些读碑者没有经历过这次灾荒，没有灾荒带来的痛苦身体记忆，更缺乏如何安度灾荒的经验，因此刻碑者希望通过记录自己的身体体知与感悟，把如何备荒度荒的经验传授给这些读碑者，“虽系天灾，实属自作其孽，且若不计其饥之馑情形，死亡之景象，恐代远年湮，并不知有如此之苦楚矣。爰叙其大略于石，后之来者并将有鉴于斯人”。
书写者希望这些触目惊心、令人发指的灾荒记载能引起后世读碑者的警醒，并能适时调整、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警觉于世。甚望后人知孝、知悌、克勤、克俭。勿以乐岁饱暖，遂忘凶年困苦，勿以目前有余，须防将来不足。谚有云：年年防旱。诚哉！是言也。后之览者，亦当有鉴于斯文”，“刻到碑上，使后人知道知道，丰收之年，要想到欠收之年，有粮的时候，要想想没粮的时候，细水长流，有备无患，再遭到灾荒年必须予有一个准备才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社会重视纵向代际互动的传统，深刻体现在这些碑刻书写者的意识之中。他们把自己亲身经历的灾荒感受通过勒石书写碑文的形式传递给后人，书写者与阅读者这种超越时空的对话深含着前世人对后世的谆谆教诲与关切。这里书写者的身体不单单指向身体的生物性感受，更多的是超越生理性的认知与思考。同样阅读者的身体也不仅仅是生物性的身体，而是包含真理认知的身体，这种身体能自觉从经验中调适和规训自我的行为与方式，是超出其他动物的身体之躯。
身体在人类知识和理性前进的道路上充当了一个捣蛋者的角色，为它们的顺利推进设置了障碍。身体的欲望和需求导致尘世间的苦难和罪恶。身体的欲望——食物、性、名利等——同牲畜一样低等任性，并可能导致疯狂的残杀。在哲学家那里，身体由于其生物性被贴上了各种标签，如低级的、贪欲的、错误的、可见的、导致恶的、短暂的，有此导致身体离永恒而绝对的理念既陌生又遥远。但是对普通大众而言，尤其在灾荒面前，灵魂顿时变得渺小和卑微。再伟大的哲学家也得有面包果腹才能维持思考。世俗生活中，身体是所有行为的物质基础和原发性动力，只有满足了这个条件，灵魂、知识、真理、道德等才有谈论的可能。理想的社会首先要让人的身体所需获得满足。正如尼采在其著作中指出的，一切有机生命发展的最遥远和最切近的过去靠了它又恢复了生机，变得有血有肉。一条没有边际、悄无声息的水流，似乎流经它、越过它，奔突而去。因为，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
三、余论
笔者作为有幸阅读到这些灾荒碑刻的后来者，在阅读这些碑刻时最大的震撼就是其中各种关于身体变化的书写，小时候父亲描述的各种饥饿感受一起涌入笔者的身体，我感同身受着这些痛苦的灾荒身体记忆。无生计者攒蹙街巷的身影，面对朝廷救济，“就食男儿临场厥地，踏死而不相顾，领赈女子□地折足，啼号更不堪闻”的各种灾民身体，“父子不相顾，兄弟各分张，妇女弃於他乡接踵成群，老弱死於非命，填转沟壑”的累累尸骨都在逼问我，为什么深受“舍生取义”传统儒家思想教化的广大民众在灾荒面前举动会如此丧心病狂？
在海德格尔看来，动物性是身体化的，也就是说，它是充溢着压倒性的冲动的身体。身体这个词指的是在所有冲动、驱力和激情中的宰制结构中的显著整体，这些冲动、驱力和激情都具有生命意志，因为动物性的生存仅仅是身体化的，它就是权力意志。面对灾荒，身体回归到动物性那里，身体等同于权力意志。身体和力是一体的，它不是力的表现形式、场所、媒介或战场，而就是力本身，是力和力的冲突本身，是竞技的力的关系本身。身体霸道地主宰着道德、知识和审美领域。
活生生的物质身体既非起点，亦非终点，它是书写主体性的基石，是社群对话与对抗权力中心的舞台。通过身体重新审视“丁戊奇荒”以及灾荒造成的社会混乱、道德败坏等问题，这也算是对“丁戊奇荒”的再认识吧。
（本文发表于《民俗研究》2016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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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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