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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幼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指出，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重视或更成功地维持自身的繁衍。但面对灾荒，年幼的后代往往成为被舍弃的对象。中国人关于女儿在祭祀祖先中无用的种种说法，使得大量女婴或者幼女被出卖或者杀死也就不足为怪了。随着灾荒程度的加重，年幼的男孩也成为大人果腹的食物，甚至出现父母杀食自己子女身体的事情，“人相食矣，甚有母食其子者”；有些父母不忍杀食自己的孩子，就与别的家庭相互交换，杀食别人家的孩子。人丁兴旺、子多福多的观念浸透于每个中国人的头脑中，家大业大成为普通民众的生活追求，并且由于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信仰，四世同堂被认为是传统中国家庭最幸福的生存模式，“上有老、下有小”是为中年人自豪感最深厚的基础。但面对灾荒，这些最幸福、最自豪的因素都成为个体身体自保的限制与拖累。年龄、健康等身体的生物性残缺都成为限制性条件，为了自保，减少家中人口就成为首选，而孩子由于先天弱势，成为首选的被击杀对象，“弃小儿”“毙童子”“小儿难养者，悉抛於安沟井泉”，“婴儿弃於厕坑”，碑刻中相关记载比比皆是。老年人也因为丧失了劳动力，成为被舍弃的对象，“老弱稚子□毙□□”，“负老持幼就食他乡。或有痛亲老而难行，弃之城郭；亦有恨稚子之带累，□诸道路”。年龄、性别、健康处于弱势的群体首先死于非命，“父子不相顾，兄弟各分张”的记载亦比比皆是。
（三）生人／熟人
据阳城相关资料整理记载，至新中国成立之前阳城共发生旱灾５２次，出现人相食的情况有６次，而尤以光绪年间的灾荒为最。“人相食”不仅指将陌生人当做食物，连周遭的亲戚朋友、甚至家人都成为充饥的食物。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施坚雅在其著作中曾指出，农民的社会交往区域边界不是他所居住的村庄，而是他周期性赴会的农村集市，基层市场所覆盖的区域，就是他们的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身穿长袍的地主可能只对他喜欢的几个人点头招呼，但他认识在赶集的路上遇见的所有人，并且在他脑子里，似乎装有每个人的完整档案。”乡村中的男子因为要参与临近集市的经济活动，因此与周围的人有机会熟识并缔结各种关系。面对灾荒，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个体之间不再是熟悉的亲戚朋友，朋友间的脉脉温情荡然无存，而变成了他者眼中可以充饥的食物，熟人社会陌生化。“道路之间，知交遇知交过而不答；若遇不相识者皆战，而弱者遭毒手。”单个人为了自保，不敢单独出门活动，“东庄西庄一人谁敢冒往，朝时夕时单身畴敢出门，人啮人肉”，“只身不敢行路，单人不敢投宿”。面对外来的陌生人，饥民痛下杀手，即使是熟人也毫无情感可言，磨刀霍霍向之，以致亲戚朋友之间都为了保命躲藏不见，“偶至亲友之家，皆躲藏不见”。灾荒面前，人类这种毫无感情的非理性行为与动物无异，和谐的人际关系更是荡然无存，人伦、道德、礼仪等道德规范在满足人身体基本欲望面前变得毫无价值，“始则剥食尸骸，终竟杀食活人，甚至父子相杀，兄弟相杀，夫妻相杀，其食人者以偷活者处处皆有”。
（四）富／穷
传统华北乡村中，富户屈指可数，穷者比比皆是。富户与穷者在人数、财富等方面悬殊较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拥有财富的村中富户一般也是村落的头面人物，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对村庄几乎所有重大事务负责，掌握着村庄内的几乎所有资源与权力。但是，传统社会中，富户与穷者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剑拔弩张，对抗而立，而是相对和谐地共同生活在一个地域空间范围内。灾荒发生时，由于富户拥有比穷人更多的粮食和金钱，所以他们遭受饥饿的威胁要比穷人迟缓得多。穷人无粮下锅的时候，会先到村中富裕家庭借粮，但随着灾荒的加重，穷民向富民借粮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穷民向殷实者祈救燃眉，始则登门强借，继而至室抢夺”。延至光绪四年，灾荒加剧，穷人更加无路可走，富户虽拥有更多的财物，但在灾荒中愿意舍财粮救助他人者并不多，因此他们更容易引起民众的不满与嫉恨。灾民无奈之下“各生奸计”，非偷盗即截路，非掘塚即食人；富户为了保障自家财物，与官府强强联手，招募壮丁，看家护院，共同打击灾荒中的暴乱者。这些暴乱者皆由灾荒中的难民而来，虽遭遇官府镇压，死饥甚于死法，虽钉至城门亦不畏惧。由财富不匀而引发的民众对抗与暴乱，进一步破坏了社会乡村秩序，激化了社会矛盾。
（五）官／民
阳城县在遭遇旱灾之初，胡县令积极赈灾，将义仓中的粮食悉数分发给灾民，粮食不够时还向相邻的高平县借粮赈灾，民众对此感激涕零。无奈胡某高升它县，卢晓策在动荡的灾荒中就任阳城县令。起初，卢某也积极率领民众抗灾赈灾，无奈民多粮少，致使饿死之民尸骨累累。对于朝廷的赈灾，时人认为是地方官员救济不力，并且官绅勾结，克扣救灾物资，故碑文中多次出现“讵意县尊宠信绅士设立公局，任意编削”，“皇恩加惠，望救民生，在公吞赈，坐视民死”，“朝廷深仁厚泽，无非欲救人以不死；□□在城恶绅与领赈奸民，屡次克扣”的记载。于是，在“领赈者困毙城关，尸骸谁收？待赈者饿死门内，皮肉不留”的时候，即使面对官方请兵练勇、杀人街市或钉死城门的恐吓，民众也毫不畏惧，铤而走险成为匪徒。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身体是意识的物质基础，身体的饥寒交迫是历史的基础性动力，身体是改造的动力。
由于灾民对官方赈灾举措的不满，因此出现了“由民变匪”的情况。“更有驱民死者，自白云口以至前后要道，截路强夺，不时伤人。大社聚匪，东由沁岸，而抢至秋泉，土岭等村。训章聚匪西从莽山，而抢至桑林出水等村。吾社各村各庄，连日掳掠，各家各户，屡次搜寻”，“土匪群积，抢掠沿村，或窬墙垣而窃马牛，或创坟墓而盗物什，种种弊害，更仆难数”。
由于灾荒，很多善良的民众铤而走险，由民成匪，社会身份被迫发生了变化，成为被官府镇压的刁民。“刁民”数量的扩大加剧了社会的混乱程度，激化了官方与民众的对立。为了镇压饥民的反抗，官府与豪绅联合发展武力，“团乡勇以练壮丁，抢夺者杀于街市，食人者钉于城门。如此镇法，而民之饥饿难忍者仍不畏，而尚敢为非也”。这些成匪的民众个体和家庭也因为社会身份的转变，成为被整个社会唾弃的对象，无形之中也恶化了他们与普通民众的关系，造成整个社会关系的瓦解与崩溃。“无耻者成群为暴，盗贼蜂起，非抢夺于家，即劫截于路；或掘墓窃物，或伤命图财，盗窃鸡犬，豕、豚、骡、马、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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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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