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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埠公园占地较小，沈从文说“容纳到三千人民时，大致就应当叫做饺子公园了”。为了培养市民的公益精神和社会公德，公园建成后不久，就制定了《公园游览章程》、《公园管理规则》、《公园场地招标出租办法》等，对入园游览、经营摊点、爱护公物、宴请宾客等有较详细、严格的管理办法。例如1914年商埠公园游览章程规定：凡来公园游览者，先在售票处购券，方准入内，览毕出园，即将该券交销；入览券每张铜元10枚，游附设陈列馆者加铜元二枚；园门前备有停车场，以备游人停放车马，不得乘坐入园；入园游人，均需鱼贯出入，以免拥挤；游人入园不得携带危险及妨害卫生等物等20条规则。1927年《公园游览章程》还增加了“园内花木果实以及所畜动物等类，只可观览，不得攀折损害，如有折花朵者，罚京钱二百文，损害全株者，加倍议罚”；“游人入园不得携带危险及妨害卫生等物”；“酒醉疯痴等人，概不售给入览券，以防滋事”；“游人入园不得污画墙壁，违者议罚”；“园内备有厕所，游览者不得在厕所外随意便溺，违者照警章罚款”等规定。此外，妓女经常到公园招揽生意，所穿衣服，五光十色，布满园中，与牡丹芍药相争辉，致使到公园游玩的一般女士遭受蒙羞，警察局规定妓女游园，必须佩戴徽章，以示与良家女子有别，否则禁止入园。
（二）从无为到控制
政府对休闲机构的管理主要表现在对戏院尤其是电影院放映内容和场地管理两个方面。就戏院而言，演出节目一般不涉及敏感的政治话题，所谓“莫谈国事”是也。但是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知识分子倡导改变戏曲，或借以讥讽时政，或借以“正风规，助教化”，政府害怕对自身不利，因此常借审查予以干涉，例如1920年元旦学生排演文明新剧，结果遭到警察干涉，酿成流血惨剧。
电影最初以风景片和纪录片为主，后逐渐为故事片所替代，或为妖魔鬼怪，或为色情性爱，或为杀人越货，政府和社会精英担心电影给人们思想和行为带来负面影响。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例如早期小广寒电影院专门放映美国流行的连集侦探片《阴险》、《蒙面大侠》等，结果引起不逞之徒效仿。同时有的影片存在“政治问题”，为此，政府派遣监督员到戏院、书场、电影院进行监督，如其认为影剧情节不适宜时，有随时命令停止演唱之权，各影戏园及娱乐场所对于监督员所发之命令及指示有绝对服从义务。1930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颁行了首部《电影检查法》，次年2月，教育部、内政部成立电影检查委员会，实行全国统一的电影检查制度。同年8月，韩复榘制定了《审查剧曲影片规则》，规定淫词及一切有伤风化或公共秩序者、提倡迷信及含有封建思想者、有损中华民族尊严者、违反三民主义者一律禁演。
戏园、影院在开演前3日，须将剧目、影片及其详细说明书，送至戏曲审查委员会审查，核准后方能演映。戏园、影院设施存在较大差异，管理不善容易引发卫生、安全问题，为此，政府勒令从业场所制定相应规章制度。为了解各剧场影院设施是否与管理剧场影院规则相符，公安局制定公共娱乐场所视察报告表，要求戏院、影院将戏曲或影片情节、剧场概况，以及有无违背规则等事，按表填报。虽然从业单位心存敷衍，但还是有一定的功效，例如1936年银光电影院开业之前，公安局发现工程欠坚固，就禁止其营业，待院内加支柱12条后，才允许营业，及时排除了安全隐患。
（三）从休闲到教化
休闲虽然是市民个人放松身心的行为，但是管理者却力图将其融入教化之中，尤其是努力使其文明化、政治化。
传统娱乐项目，尤其是说书、相声，表演者往往言词粗俗，“荤口”颇重，为此政府履颁条令，净化表演内容。传统戏曲往往是花前月下，才子佳人，缺乏时代精神。自1902年梁启超发表《劫灰梦传奇》，揭开近代“戏剧改良”的序幕以来，山东各界也掀起了戏曲改良运动，成立戏剧改良所、易俗新剧社，编写《风波卒》、《指鹿为马》等新剧目，鞭笞恶习，提倡新风，在鹊华居、富贵园、上舞台等处演出。当然政府提倡内容并非缺乏可议之处，例如韩复榘为响应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借“维持风化”的名义，命令济南电影院一律实行男女分座，致使男女一同去看电影，进场要“暂时分手”，散场后再“找人”。
晚清以降尤其是民国时期，政府力图在市民休闲时，宣扬和灌输政治主张。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公共休闲空间政治化，二是休闲时间政治化，三是在市民休闲活动中加入政治理念。政府将触角伸向日常生活的目的，一为激发情民众的爱国意识，二则加强政府控制。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商埠公园改称“中山公园”，园内东南部建有逸仙轩，轩内有孙中山图片展，以便游人瞻览。门前有联曰：“三大政纲，创立中华民国，功勋卓著；一生伟绩，推翻封建帝制，世代流芳。”用以醒世纪念孙中山，完成其未竟事业。1929年蒋介石路过济南曾手书“五月三日”四字，勒石刻碑，置于中山公园，以作永久纪念，不忘国耻。这种情境性教化，使市民在特定的空间以特定的心境获得深刻的体会，在游览或休闲时总能时时看到这些物化的教科书，从而在脑海中浮现相应的历史场面，并受到教育。
将国民休闲时间政治化，从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就已经开始，其后越来越明显。主要方法是法定若干纪念日，有的纪念日如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放假，有的纪念日如五九国耻纪念日不放假，并且禁止一些娱乐活动，以此警示国民。就济南而言，五三惨案纪念日，关闭游乐场所，仅开放公园、图书馆、博物馆，以示不忘国耻。
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电影院经常放映带有爱国和抗敌意味的影片、纪录片，例如1937年1月中华大戏院放映《苏武牧羊》，大观有声影戏院演映《社会公敌》、《绥远战争》等。戏剧节以历史上反抗异族统治的民族英雄及故事为题材，弘扬爱国精神，《鸦片战争》就是典型。同时还倡议禁演《四郎探母》、《玉堂春》等“不符合时代精神”的戏目。
四、结语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从而带动了济南市民休闲生活变化。休闲场所多有增加，设施逐渐完善。休闲方式和内容日益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休闲生活渐受推崇。休闲管理逐渐正规化、常态化，政府塑造文明市民、加强社会控制的目的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当然，政府对休闲空间和娱乐内容的控制，又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民的休闲生活，但其结果并非完全消极，事实上文明市民的塑造的重任远未完成。
（本文原载于《民俗研究》2014年06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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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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