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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田对于中国疍民或是日本“家船”的兴趣，并非只因为他们相对陆地定居者而言较为独特的生活方式。1920年柳田担任《朝日新闻》的客座评论员后，在他那著名的对日本东北、关西、冲绳等地区从北至南的大旅行之前，首先前往的，是新潟县的佐渡岛（6月15日－24日）。柳田希望通过还保留在该岛的北方海女的传统，确认所谓水上生活并非只是南方九州等个别地区的特殊现象，而是日本社会发展史上被忘却埋没的重要一页这一假说。结合这一时期柳田显示出的对岛屿研究的浓厚兴趣，如1919年柳田开始大量阅读《英领新几内亚志》《斯吾岛志》等关于岛屿的民族志等事实，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一个几乎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的，可以称之为“水上人类史”的宏大构想，正在柳田心里逐步形成。
通过中国海外劳工和移民深刻认识到的“人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而长途迁徙”，通过疍民重新认识到的“集移动手段与生活空间于一体的舟”，以及与二者相关的“作为生活空间的岛屿”，柳田晩年论述日本人起源的著作《海上之路》的基本骨骼，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已经显出了雏形。许多论者提及在其后的冲绳旅行中，柳田第一次接触到了与日本本土具有紧密联系而又具有不同形态的语言和信仰，因此将冲绳视为日本人、日本文化的原乡。然而如果我们重视冲绳之行之前的一系列似乎散乱但其背后有着一贯性的过程，那么可以说柳田对冲绳赋予的意义，并非是从对冲绳地区的实际接触开始的，而是与赴冲绳前通过中国经验和其后的不断思考已经逐步形成的“人的移动―舟―岛”这一宏大构想密切相关。并非是冲绳形成了柳田的思想，而是冲绳为柳田已经形成的假说提供了看上去极具说服力的材料。
小结
1917年的旅行，是柳田国男第一次接触现实的中国。
在旅途中，柳田增加了对以北京为首的中国北方地区的访问，在紧密的日程中对中国的南北有了初步的印象。柳田为中国国土的广阔和南北的差异而惊讶，也目睹了中国的未来尚不清晰的混沌景象。他强调正确理解中国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以及为了这样的理解需要从了解生活于底层的占国民大多数的普通人，这成为他归国后大力主张的“国民外交”的基础。而这一思路，日后进一步与其欧洲经验相结合，最终发展成为作为“常民之学”的民俗学的思想根基。
另一方面，由这次中国旅行的经历所激发的对于移民、南洋、“家船”的兴趣，逐步成为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以人的移动―舟―岛为核心，开始形成柳田与“陆地史”相对的、可以称之为日本社会发展的“海洋史”的宏大构想。这与日后他对冲绳的重视，以及晚年《海上之路》的论述一起，形成了贯穿柳田思想及学术的一个重要脉络。
这次旅行不久后的1919年12月，柳田辞去了官职，开始集中于学术研究。这一时期，柳田担任《朝日新闻》的评论员，撰写了大量时论性文章，通过从南到北的大旅行，对日本全国的状况有了整体的了解，也两次赴欧洲常驻，大量接触和吸收了西方的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的成果，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回国，紧锣密鼓的开始了确立日本民俗学的学问摸索。中国在其中的作用，有待另文讨论。
（本文原载于《文化遗产》2018年02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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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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