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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民外交”观与“常民之学”
柳田的中国之旅，从门司港出发，最后回到下关，前后大约70天。在台湾只停留了14天，并且其中一半的时间都是因为客船的延期而不得已的延长。从旅行后柳田接受采访，或是谈及的见闻、感想，发表过的相关文章看，谈论的也大都是关于中国大陆的情况，几乎完全没有提及当时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可以说这次旅行，虽然台湾是一个契机，但对于柳田而言，当时的中国大陆才是他最为关心的对象。
从柳田的年谱中我们能够知道，1917年7月28日，长野县东筑摩郡和松本市的教育会联合主办了柳田国男的演讲会，地点在松本中学，讲演的题目为“支那视察谈”。但是已经出版的三种柳田全集中都没有相关的文字资料，所以对于讲演的内容一直无从得知。经过石井正己的调查发现当时会议的组织者胡桃泽勘内留下了这次讲演的笔记，而其后人保存的这一笔记虽然在1998年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得以公诸于众，但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柳田已经发表的相关文章中，虽然有关于中国的移民及饮食文化等的介绍，但却看不到较有体系的中国观或是中国论，《支那视察谈》则是弥补这一空白的珍贵资料。
举办讲演会是出于柳田的意愿。5月24日，从南到北游历了中国的柳田从归途的青岛给长野县地区民俗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及重要组织者胡桃泽勘内寄发了一张明信片，提到“现在就想与别人分享我的印象”。6月3日回到东京的柳田，在10日和15日又两次去函与胡桃泽商讨讲演时间等具体事宜，并对讲演中使用的中国地图做了详细要求，拜托提前制作，从中不难看出柳田对这次讲演的高度热情。
这次讲演会是地方教育会组织的以一般民众为对象的活动，所以柳田的讲演也从一般性的议论入手。他首先将所谓“支那通”分为三类，一是狭义的支那通，即了解中国的人;二是往来于中日之间的人;三是曾到过中国的人，在此基础上提出“若非能说出支那到底还是难以理解的国家这样的话，决计算不上真正的支那通”。柳田表示“自己虽然是属于第三种意义上的人，但却是深深感到支那的难以理解”，因为“觉得我们此前对支那的观察可能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所以今日选择了这一题目”。
在接受报纸的采访时柳田也提到“侨居的日本人没有谁能够预言支那的未来”，长达两个月的旅行给他最深的印象就是“支那的难以理解”。这里的“难以理解”当然不是不可理喻的意思，而是说以中国的规模之大，情况之复杂，想要理解绝非易事。紧接着柳田重点谈论了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理解。
柳田提出，最为重要的是对中国的态度。柳田回溯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史，认为在江户时代“至少有真正的日支亲善”，鸦片战争时日本人也还“对支那抱有强烈的同情”，但甲午战争后“对支那的态度变为憎恶和轻蔑”，“与欧米诸国一起，将支那视为一种目的物了”。柳田批评日本人对中国的蔑视，质问“日本人难道不是过于模仿了欧美人对支那的态度吗？”并提出应该舍弃这样的态度，将中国的问题当作日本自身的问题。
有了正确的态度之后，重要的是理解的主体。在此柳田主张“国民外交”，即“国与国之交，须得是国民与国民之交”：
“所谓国策，若非出于国民的自觉，不可为之。应有统一的国民态度。问题有轻重缓急，对英对俄都不可轻视，但支那问题实际上最为紧要。因为这关系到我国之存亡，若是态度谬误，实为万代之耻。我希望尽可能多的人更加理解和同情支那。理解产生同情，基于同情的声援不是对别国的干涉。”
柳田主张国策必须基于民意，中日友好的真正基础，并非是政府的外交政策，而是国民每一个人对中国的理解、同情和声援，而这是关系到日本未来的最为紧要的事情。
为了实现“国民外交”，必须排除一些障碍。这些障碍包括对媒体的盲目信任，以及因为到过中国就自以为是的狂妄。尤其对后者，柳田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只是见见支那的文武官吏，或是那些经常接触外国人的人（商人等），并非理想状态。而以中流及上流社会、向导、饭店服务员、开放口岸居民的风俗推及全体，则是重大的谬误……要知道这些人只是极少数，其他的那些人才是多数。据说支那有四亿人口，那么至少其中三亿都是其他的人吧。”
《支那视察谈》可以说是柳田中国观最为集中的展示。对日本人中国观变迁的反省与批判，对中日关系的认识与主张，都一针见血的指出了问题的本质所在，显示了柳田作为一流知识分子的卓越见识。正确的态度和切实的理解是两国友好的基础，而真正的理解不能只依靠表面的、少数人的、特别的情况，而应该从其背后沉默的大多数人、从他们的日常状态获得。
柳田强调必须通过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中国人来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在演讲中是从作为“国民外交”的基础这一政治或外交的角度加以诠释的。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学术理论的角度加以理解，我们能从中看到柳田思想转折的重大契机。
众所周知，柳田在民俗学研究的初期，关心的主要对象是“山人”，即因为后来的日本人的占领而被驱逐到深山之中的日本原住民的后裔。可以说是对社会的少数派、边缘群体的研究。但1917年柳田在日本地理历史学会大会发表演讲《山人考》，总结了他在这一研究上的基本结论之后，离开了这一领域，开始摸索研究国民大多数的学问。以往的论者们大多承认柳田这一学术方向的转换，但多数意见认为之后的研究牺牲了初期研究中存在的丰饶的可能性，因此是柳田学问上的一次“挫折”，然而对“挫折”的原因、契机却语焉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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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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