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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17年3－5月，柳田国男经历了长达2个多月的台湾及中国大陆之旅，其在大陆的足迹从厦门开始，经香港、广州到上海、南京、溯长江而上到武汉、沿京广线至北京，经天津、济南、青岛、大连、沈阳等地，由朝鲜返回日本。这是柳田第一次实际接触现实的中国，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临时变更计划，将旅行由华南、江南进一步延伸到中国北部地区，这使柳田获得了对于当时中国的较为完整的印象。柳田的中国大陆之旅，加强了他了解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应该致力于了解占其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人这一认识，一方面形成了他"国民外交"的主张，另一方面促使他的学术对象从"山人"向"常民"转换。而由这次旅行的经历所激发的对于移民、南洋、疍民等的学术兴趣，后来成为互相关联的一个整体，以人的移动―舟―岛为核心，逐步形成可以称之为"日本社会发展的海洋史"的宏大构想，与柳田日后对冲绳的重视，以及晚年《海上之路》的论述一起，构成了贯穿其思想及学术的一个重要脉络。
关键词：柳田国男；中国国民外交；移民
作者简介：王京（1975－），男，湖北武汉人，历史民俗资料学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北京，100871）
学界对于柳田国男（1875－1962）的研究，从其个人经历到所涉及的各个学术领域，题材多种多样，数量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也不乏佳作名篇，但就其视野而言，大都囿于日本国内。在很长的时期，对柳田国男及其学问与日本以外的关系，人们的目光只是投向了欧美，这方面细致的实证研究，为我们理解柳田思想及学问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后，柳田及日本民俗学与亚洲的关系也开始受到关注，在反思学问政治性的潮流下，出现了聚焦于柳田与当时"大日本帝国"的殖民地朝鲜、台湾等的关系，从殖民主义以及战争责任角度提出的控诉与批判。这些研究在注意到欧美以外的地区对于柳田及日本民俗学的意义这一点上，是值得肯定的。但因为主要以揭露和抨击为目的，缺乏充分的材料与细致的实证研究，虽然一时成为话题，以后未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一直以来，柳田与同时代日本最大的“他者”——中国的关联，一直面貌模糊，不被重视。与此相呼应的是，在日本社会或是日本民俗学内部，都有着主张“一国民俗学”的柳田与中国并无关联的印象。但如果我们仔细注视就可以发现，在柳田的思想和行动的背后，中国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柳田不但有对中国的认识以及与中国的关联，而且还随着不同的时期发生着变化。
1917年3－5月，柳田国男经历了长达2个多月的台湾及中国大陆之旅，其在大陆的足迹从厦门开始，经香港、广州到上海、南京、沿长江逆流而上到武汉，沿京广线到北京、经天津、济南、青岛、大连、沈阳等地，最后经朝鲜返回日本。这是柳田第一次实际接触现实的中国，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但这一事实在中国不太为学界所知，在日本虽然作为柳田的经历有所提及，但因为前述的固定印象，对其意义重视不够。这次经历不但对柳田中国认识的形成有着重大意义，还在之后较长的时间里影响着柳田的学术对象及方向。本文利用相关资料整理柳田中国大陆之旅的具体过程，并分析其对柳田思想及学术的影响。
一、柳田国男的中国之行
与高木敏雄分道扬镳后，柳田国男在政府官员的工作之余独力支撑着《乡土杂志》每月一期的发行。1917年3月杂志发行到第4卷第12期，突然刊登出一则启示，宣布停刊。这一期上的所有文章均由柳田使用各种笔名写成，某种意义上是柳田对自己自《远野物语》等作品以来初期民俗学研究活动的一次清算。不久，柳田动身前往中国台湾与大陆进行了为期2个多月的旅行。这是柳田第一次实际接触现实的中国，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在之后20年代初作为国际联盟托管委员由日本赴欧洲的旅途上，柳田也曾路过香港和上海，但都只做了短暂的停留，没有积极的活动。
关于这次旅行，此前只有柳田晚年的采访回忆录《故乡七十年》、冈谷公二《贵族院书记官长柳田国男》等为数不多的记录和研究。2005年，新的第一手资料得到公开。从旅行地给家人或朋友寄送明信片和书信，是柳田的习惯之一，而柳田1917年从中国之行的旅途寄发给家人的明信片和书信，均保存完好。在柳田亲笔题写的“台湾支那旅行”字样的纸袋中，保存着5封书信和22张明信片。其中，发自台湾的有6件，其他均发自大陆。这些书信资料，与当时的报刊报导、柳田本人的回忆等其他记录一起，使我们可以较为详细的把握旅行的具体情况（请参照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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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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