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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有关百年中国神话学反思的反思，通过对中国神话学历史演进深层逻辑关系的剖析，揭示了隐藏于中国神话学深层的“双重二元对立话语逻辑”，描述了它的基本话语结构，分析了它对百年中国神话学的范式规约性，而其中，“南方神话”的发现和不断的再阐释，则构成了这一范式规约性的基本表征。
关键词：中国神话学；南方；双重二元对立；话语逻辑
中国神话学诞生已经有百年了，大约刚刚进入本世纪初，学界就陆续开始了对百年中国神话学的回顾、反思。翻阅相关文章，可以发现一个现象，无论作者的观点有什么不同，侧重点有何差异，但关注范围则基本一致，即大都不离以“神话复原”的传统，而在此视域中，“南方”神话则往往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什么会如此呢？这当然首先是因为百年中国神话学的历史就是如此；是因为中国神话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启迪民智’的民族使命”，缺乏西方研究的科学纯粹性；是汉文化正统观和考据传统对少数民族神话、丰富多彩活态神话的忽视；是早期前辈“神话复原”的工作方法及学科传统的持续影响。而要解决相关问题，突破传统习惯，建立真正的丰富生命力的中国神话学研究，或应该向西方神话学研究学习，提高学科的科学性，丰富研究手段和方法；或自觉克服文化傲慢与偏见，以更为开阔的眼界去发现、去研究；或反其道而行之，要“重新回到历史学的立场，依据古代（包括新出土的）汉语叙事文献材料，”重温华夏-汉民族相关故事的“种种异文”，以考察相关“类型神话在历史上的传承和变异”。
然而，我们想追问的是，上述相关原因的解释力度足够吗？所提出的解决方法真的有效吗？他们真的对其所反思的对象域的内在话语结构有真正的认识吗？更重要的是，相关现象、原因解释、解决方法之间是否存在制约性的统一的深层话语逻辑结构？要想解答这些追问，或许我们首先应该返回中国神话学开创之初，从“南方”或“南方神话”、“南方中国”的“发现”或对其现代性的“再阐释”说起。
一、“南方”的发现与“双重二元对立话语逻辑”的奠基
众所周知，中国神话学从一开始就是西方物质、文化、学术强势进入中国的结果，一方面，西方神话学的标准、方法被移植入中国神话学，对其发生重要而持续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神话学又努力而艰难地摆脱西方神话学的束缚，欲建构富于自我主体性的“中国神话学”，中国神话（学）/西方(外国)神话（学）之二元对立结构也随之形成，从而制约并推动着百年中国神话学的演进。但是，这只是历史的一面，迄今为止，隐藏于中国神话学历史中另一层面的重要的内部二元对立性关系——“中国（神话）/异质中国（神话）”——学者们虽不能说毫无感触，但却从未被明确指认，更谈不上系统考察。其实它的诞生也几乎与中国神话学起源同步，最早或许可以追溯到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年）一文对“南方”的发现或现代性再阐释。
此文名为《屈子文学之精神》（以下简称《屈子》），但立意所指，并非单论屈原文学精神，而是通过对屈原诗歌特质的现代性重释，讨论中国文学精神、气质之南北两派的差异与综合，笔锋直指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精神之结构与特质的生成。把《屈子》放在中国神话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中细读，可以得出下述逻辑性推论：
首先，中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之思想分为贵族性、国家性、入世性的帝王派/平民性、个人性、隐逸性的非帝王派
由前此之分，演进至战国及其后，中国学术遂成南方派/北方派
南方派富于创造、想象、超然/北方派长于实践、入世、坚忍
散文的、散漫的、绚丽的、缺乏节制的南方/诗歌的、实践的、功用的、节制的北方
儿童的、活泼的、落后的南方/成人的、先进的、忠君护国的北方
迷信、神话的南方/理性、怀家、忧国、关心社会的北方
而当北方人的感情与南方人的想象合而为一后，集南北之大成者屈原才得以诞生，真正的伟大诗歌才得以问世。只要稍微熟悉西方哲学的人不难看出，上述推论中所包含的逻辑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颇为接近。在此二元对立思维逻辑下，第一，传统文史哲不分的正典中之自在、浑然一体的中国、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文学，就被整体性地南/北二分，且于国家、民族（种族）、民族精神等现代指向发生关联；第二，传统的返还上古“三代”寻找文化、治理合法性的“退化-循环观”，也实质性地被代之为由原始、野蛮到理性进步，再至综合大成之进化观。若允许大胆点的话，由此甚至可以联想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否定之否定辩证演进观；第三，而那好像仍然存在的由上古而观今世的传统思维习惯，实际上也已然被改造为尼采式的返还前苏格拉底的酒神精神，以振当下之颓废之世风。
于王国维言，当年撰《屈子》，虽不免个体之因，但总体取意实与撰写《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时的周树人相通，都是欲为孱弱之中国、传统之臣民，寻找、发现个体之精神、民族之国魂；尽管王国维始终未弃对传统文化伦理价值秩序的认同，而更重独立个体之立的周树人，最终成为传统文化坚定批判的鲁迅。所以，尽管《屈子》非为建设中国神话学而撰，但后人将其视为中国神话学早期文本，并冠以“神话乃想象之产物”而彰显之，则自有其历史及学科合理性，更有其内在的话语逻辑性。
以话语逻辑推导：西方神话学强势进入中国，刺激中国学者亦欲建构中国神话学以应对。然而，不仅正统中国文化谱系中并无什么“神话学”之说，而且经史子集各部中，似乎也缺乏西方所谓的神话，尤其是缺乏所谓“纯正”的“创世神话体系”或表现民族先民的英雄史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今天看来一些像是自然承传的神话材料，也不过是具有了现代“神话”观念者的“所见之神话”，并非什么客观、自然的神话存在。说到底，中国神话学的形成，根本上是西方殖民主义全球扩张之产物，是作为进步、文明发达、理性之西方与原始、野蛮、落后、非理性之东方二元对立关系的学科性呈现。如果说在强势的现代民族那里，神话学更多地表现为文明、理性/落后、野蛮之分的话；那么在后发的弱势民族的神话学中，神话学原本就具有的发现民族精神的民族主义功能就更为突出。所以中国神话学之建设，就不仅是对外来神话学的“学科性”应对，而且是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得以立身的民族主义性质的回应。但问题是并不存在现成的神话，我们必须首先去发现或创造中国神话，才谈得上与西方对话、抗衡，而且重要的是要在原先以混沌一体为特质的中国、中国正统典籍中，区隔出类似的“理性、文明/原始、野蛮”之二分，从而既为中国神话学建构起研究对象——对象性他者，同时又通过对象他者的建构，确立研究主体。这种中国神话学内部的“他者/主体”之二元结构，对外以整体性的“中国神话”、“中国神话学”的名义与“西方神话”、“外国神话”、“古希腊神话”“印度神话”等相对应，对内则构成了内部的“异质性想象的他者”与“学术主导性自我”的关系，从而内外一起构成主导中国神话学演进的基本双重二元对立话语逻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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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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