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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择要评述了近年西方学者有关中国南方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西方学界对南方民间文学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仪式经文与史诗、民间故事、中越边境的历史与传说、瑶族文献《评皇券牒》等。海外学者的研究,也引发了国内学者对民族志英译等话题的热烈讨论。西方学者基于不同学术传统形成了旨趣相异的研究方法与思路,以贺大卫、费伊、安乐博、伊莱等人为代表;现有研究整体体现出的广阔的国际视野、多学科理论方法的运用等,亦值得国内学者借鉴。
关键词:西方学界;华南;西南;民间文学
一、费伊·比彻姆对“叶限”故事的研究
20世纪,“AT510A灰姑娘”是故事类型个案研究的热点,在丁乃通、刘守华、刘晓春等中外学者的勤力耕耘下,“灰姑娘”故事的发源、传播、演变研究都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果。其中,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先生的《中国和印度支那的灰姑娘型故事》运用芬兰学派的历史地理研究法,探究了来自中国多个少数民族及朝鲜半岛、印度支那等地的“灰姑娘”故事异文,这是西方学界针对故事类型“510A灰姑娘”研究的重要论文。丁乃通“倾向于此型故事或许源于越南或那时居住在广西南部的越人的观点,或者说这个地区现在是越南北方,但那时却是中国帝国的一部分……这个故事也有可能是一个壮族故事。”至今发现的“灰姑娘”故事的最早版本,是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叶限”故事,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关于“灰姑娘”故事的“出生地”,仍旧众说纷纭。经过长期的学术探索与讨论,关于“灰姑娘”的起源,学界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中国起源说”“西方传入说”“越南起源说”,还有的学者认为该故事起源于德瓦拉瓦第(Davarawati)。
美国费城社区学院的费伊·比彻姆(Fay Beauchamp)教授在2010年发表了《灰姑娘的亚洲起源:广西壮族的故事讲述者》(Asian Origins of Cinderella:The Zhuang Story-teller of Guangxi)一文,明确指出“叶限”故事(“灰姑娘”故事)是广西壮族的原创。费伊教授通过2007年在广西桂林、南宁及其周边地区的田野调查,结合文本研究,以《酉阳杂俎·叶限》的三个英文译本所呈现的异文为切入点,将“叶限”故事放在壮族的信仰、创造力和历史的语境中进行分析,对此故事进行重新解读。通过将“叶限”故事的母题与印度教故事(摩奴与鱼)、佛教故事(罗摩、悉多与哈奴曼)的母题进行对比分析,费伊教授认为,唐代时期中越边境上的壮族,将自己的传统思想和经验与唐时在当地流传的印度教和佛教叙事的母题相融合,创造了这一“颠覆性、童贞性、才华横溢、富有同情心”的女主人公。费伊教授立足于广阔的亚洲文学、宗教背景(尤其是公元8、9世纪),通过严密的论证,将多个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使得“灰姑娘”这一故事类型的研究更具国际视野。她对翟孟生(R.D.Jameson)等学者的观点的批评,以及对“是时候让这位女主人公的亚洲身份得到认可,并在亚洲语境中理解这个引发共鸣的故事主题了”的多次强调,颇有为壮族民众为“叶限”故事“正名”的意味。
可惜的是,近年来,国内学者似乎没有注意到这篇论文。笔者认为,费伊教授的讨论在以下几个方面将“叶限”故事的相关研究向前推进:首先,费伊在赴广西进行田野调查时与广西学者进行了会谈,在此之前,几乎没有西方学者关注壮族民众如何解读“灰姑娘”这一母题,她考虑到了故事原生地民众的感受,体现出对传说起源、流传地民众主体、传说现实状态的关注;其次,对印度教、佛教对“叶限”故事起源的意义和影响进行了宏阔的论述,由此在宗教层面上否定了该故事最初是宗教教义的传播工具的观点;同时,在强调壮族民众对“叶限”故事的独特贡献时,费伊没有将故事与中原的汉族传统完全剥离,她以“翠羽”为例,仔细考察了《长恨歌》对“叶限”故事关于女性服饰描绘的影响,敢于冲破传统的“叶限”与《西游记》中任情自在的美猴王之间的可能联系,并由此延伸,论及叶限故事向“鱼篮观音”的传说演变的可能性,从而将东南亚民间文学与东亚民间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都是关于“灰姑娘”故事类型的先行研究中甚少浮现或未得到深入阐释的细节,费伊教授目光独到并能做到深入浅出,是令人敬佩的。此外,费伊在这篇宏文中对“叶限”故事进行的政治解读,借助生物学研究成果,从鲤鱼物种的起源与传播来印证“叶限”故事起源于广西,也是该文的重要创新点。费伊教授还提出,将“叶限”故事放在“诺皋记”这一章的语境中进行考察,应当成为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灰姑娘的亚洲起源:广西壮族的故事讲述者》是继丁乃通《中国和印度支那的灰姑娘型故事》、白丽珠《武鸣壮族民间故事》之后,对壮族民间故事进行分析的重要成果,费伊·比彻姆在文章致谢中写道,论文是在梅维恒(Victor Mair)的指导下完成,撰文过程中,亦与多位学者进行研讨,文章于2010年发表,其在该研究中所倾注的心力,由此可窥见一斑。费伊·比彻姆所获得的新发现,不论是对“灰姑娘”这一世界性的民间故事类型的研究,还是对《酉阳杂俎·诺皋记》的挖掘,都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得到国内相关领域研究者的关注。笔者已将这篇重要论文译成中文,即将发表。
二、贺大卫对仪式经文《罕王》的研究
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的贺大卫(David Holm)教授,是为数不多的、专注于壮族研究的西方学者之一。近几年来,他的研究重点是壮族典籍《布洛陀经诗》。贺大卫在壮族仪式经文英译方面的成果十分显著,在翻译了《杀牛祭祖》《招魂》等经文后,近年,他还出版了《汉皇与祖皇》(Hanvueng:The Goose King and the Ancestral King)一书。书中包括对经文的介绍、英文译文、壮英双语的行间注、注解、索引、参考文献,以及一些《汉皇与祖皇》手抄本的照片等。国外也有不少学者撰文对贺大卫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约雷弗·琼森(Hjorleifur Jonsson)教授评价此书:“这项研究为中国南部多民族地区和邻近的东南亚大陆地区的语言和宗教复杂性提供了引人注目的见解。”贺大卫的这本译著,也使其入围2018年澳洲人文科学院的优秀翻译奖。
贺大卫对壮族民俗与文化的研究是全方位的,他在壮族语言与文字领域也多有建树。2013年,他出版了《古壮字地理研究》(Mapping the Old Zhuang Character Script:A Vernacular Writing System from Southern China)一书。2010年以来,他针对壮族语言与文字的主要研究文章还有《传统壮族经文中的历史音变证据》(Evidence for Historical Sound Change in Traditional Zhuang Texts)、《壮族传统抄本中的方言变异》(Dialect Variation within Zhuang Traditional Manuscripts)等。
贺大卫在2017年发表《<罕王>中的平行式:中国南方广西中西部的壮族史诗》(Parallelism in the Hanvueng:A Zhuang Verse Epic from West-Central Guangxi in Southern China),目的是分析壮族民间仪式经文《罕王》中存在的多种程式化的平行式类型,为今后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打下基础。“平行式”(parallel)是口头程式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句子成分,句子,段落以及文章中较大单元的一种结构安排”,也可以称为“对应”。在论文中,贺大卫首先比较了汉壮诗歌的韵律,强调了壮族诗歌“腰尾韵”的特点,将《罕王》中的平行式界定为“严格的平行式”(strict parallelism),以与前人所提出的“规范的平行式”(canonical parallelism)相区分,他认为,在这部经文的平行式诗行中,“平行”并不完全体现在语音方面,而是更倾向于诗行之间语义、语法的互相对应。贺大卫的统计发现,在《罕王》中,严格的平行式诗行占到了经诗诗行总数的68.2%;尽管这个比例非常高,但却不会在演述经文时产生乏味或使听众预知接下来将要演述的内容的效果。接着,贺大卫对《罕王》的壮语文本进行了缜密的语言学分析,概述了《布洛陀经诗》中的七种平行式类型:平行式对句、类平行式对句、增广式平行式对句、三或四个诗行的平行式、特殊型式(包括平行式ABAB和平行式AABB)、重复首尾或中段的诗行、非平行式,贺大卫不仅总结了这七种类型的主要特点,其对节选诗行所进行的韵律分析,更体现出学者自身扎实、深厚的广西方言基础。随后,贺大卫将这几种平行式类型放在仪式主持者的演述语境中进行阐释,由此引出非平行式诗行在实际演述场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平行式对麽公顺利进行即兴创作的作用。最后,他初步讨论了壮族经诗文本中存在对应关系的词语与概念。
贺大卫认为,在仪式的诵念中,非平行句实际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非平行句在叙事的关键过渡点被使用,连续的非平行和非押韵诗句的扩展运用,效果显著,增强了叙事和诗意的张力”,甚至《罕王》的“整体的诗歌结构可以描述为:普遍存在的平行诗行,不时被非平行诗行打断”。贺大卫的论文,综合了他多年对壮族文化的观察,其理论立足点的独特性,使之与此前的《布洛陀经诗》研究区别开来,跳出了长期以来关注壮族史诗母题、内涵意蕴等历时性分析与文化重构的藩篱。就本文而言,他关注的是用于仪式的、口承的民间文学文本的自身结构,体现出文本与语境、共时与历时并重的研究思想。在结语中,贺大卫也指出了《布洛陀经诗》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几个方面:补充、发展、完善壮族史诗中的平行式分类;重点关注并重新评估非平行诗行在经文演述中的作用;深入探究唱经中源于壮族本土的词语,或可建立一部壮族传统词对(conventional pairings)的词典,正如詹姆斯·福克斯(James Fox)在研究印度尼西亚传统时所做的那样。
对贺大卫此文的评价,还需放在其学术生涯全过程中进行考量。贺氏此文,可以说是其在二十余年的壮学研究基础上,汲取过往成果,而后融汇出新的专题研究。也即,贺氏对《罕王》的透彻分析与精辟总结,极大地得益于其对壮族方块字的搜集整理与分析、对《布洛陀经诗》部分经文(《杀牛祭祖》《招魂》《汉皇与祖皇》)的英译工作。也是在此层面上,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对口头程式理论的直接应用,尽管贺氏在表述时,也使用了“平行式”(parallel)一词,且贺大卫曾在早年于中央民族大学开设的讲座中坦言,其对平行式的思考,受到詹姆斯·福克斯的启发。
口头程式理论,亦称“帕里-洛德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的重要民俗学理论之一,由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阿尔伯特·贝茨·洛德(Albert Bates Lord)创立,最初与“对‘荷马问题’做出当代的回答”有关。自1960年洛德发表《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一书以来,围绕口头程式理论逐渐形成一个学科:口头诗学。至20世纪末,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将其运用于多个地区、民族的史诗研究中,仅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在《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The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history and mothology)一书中概述的,就有西班牙传统(《熙德之歌》)、古代法兰西传统(《罗兰之歌》)、中世纪日耳曼传统(《杜库斯·霍兰特》)等等,甚至有学者将口头程式理论运用到了《圣经》研究中。可见,20世纪下半叶,口头程式理论在西方学界蓬勃发展。在中国学界,较早将口头程式理论运用于中国诗歌传统的,是台湾学者王靖献于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The Bell and the Drum-Shih 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in an Oral Tradition),这是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论文。进入21世纪,诸多学者有意识地将口头程式理论运用于中国史诗或其他民俗事象,如朝戈金对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程式句法的研究、巴莫曲布嫫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陈岗龙对蟒古思故事说唱艺人的研究,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该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客体数量,与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所拥有的丰富民间传统很不相符。
三、安乐博对中越边境的传说的研究
斯坦福大学的电子期刊《东亚历史与文化评论》(Cross-Currents: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曾在2014年6月发表了一个名为“中越边境的历史与故事”的专题,哈佛大学历史学院的谭可泰(Hue-Tam Ho Tai)教授为这个专题撰写了简介。
该专题中,澳门大学历史系安乐博(Robert J.Antony)教授的《杨彦迪:1644-1684年中越海域边界的海盗、反叛者及英雄》(“Righteous Yang”:Pirate,Rebel,and Hero on the Sino-Vietnamese Water Frontier,1644-1684)一文,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将历史文献与民间传说进行对比验证的研究之一。文章主要探讨了杨彦迪离开中国领土后,到达越南阮氏朝廷治下的美湫之前的经历。尽管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杨彦迪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他却是明清易代之际的重要人物,一直以来,杨彦迪的身份被描述为海盗、反叛者、明朝遗民、英雄,他在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中都具有多重身份。
安乐博以历史文献为据,结合中越海境的民间传说与田野调查,厘清了杨彦迪在北部湾(中越海域边界)的经历及当时的大时代背景。时势的混乱,让我们很难在北部湾的“清军或南明军队、反叛者、土匪、海盗和当地民兵之间做清晰的划分”。安乐博通过文献的梳理,明确指出,史志几乎无一例外地突出了杨彦迪“逆”“贼”的身份特质。但在中越海域边界上的钦州、防城港等地区的田野调查使安乐博发现,民间传说中的杨彦迪重道德、有担当,有着高尚的英雄品质,呈现出与史书书写相背离的趋势。在对有关杨彦迪的史志记录、传说、当代事实三者之间的联系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与论证后,安乐博得出结论:“杨彦迪首先是一名海盗,其次是反叛者,最后是当地的英雄”,他“既是历史人物也是历史传奇”。
安乐博此项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他对两广地区杨彦迪传说的口头、文字两种形态的形成与传播的论述,为我们勾勒了一个简洁清晰的传说个案流变史。论文前半部分对中越海域边界的介绍、对明清之际北部湾的动荡局势的梳理与讨论,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史学修养。这篇论文也是将历史学研究与民间传说相融合的典范。若今人仅仅依凭史书记载,那么杨彦迪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或许就是一个“海贼”“逆贼”的反面形象,而安乐博的田野调查及其搜集的当地传说证明,至今,北部湾沿海地区的民众仍在称赏杨彦迪的正义、高尚以及他对明朝的忠诚。正如谭可泰在专题简介中提到的,安乐博此篇论文的更深远意义在于,它“不仅敦促我们对杨彦迪的身份进行重新认定,对其他在17世纪80年代清军入关后从中国进入越南的几千名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在这个案例中,民间传说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中越边境的历史与故事”专题还收录了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的阮氏芳珍的《跨境新娘:边境渔村的越南妻子,中国丈夫》(Cross-Border Brides:Vietnamese Wives,Chinese Husbands in a Border-Area Fishing Village);东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布拉德利·坎普·戴维斯(Bradley Camp Davis)的《领事视域下的叛乱与统治:改变看中越边境的方式,1874-1879》(Rebellion and Rule under Consular Optics:Changing Ways of Seeing the China-Vietnam Borderlands,1874-1879);越南河内国家大学武唐伦(VũĐuòng Luân)的《边境矿区的政治:中越边境地区农文云起义中的地方首领、中国矿工和高地社会(1833-1835)》（The Poli-tics of Frontier Mining:Local Chieftains,Chinese Miners,and Upland Society in the Nông Vǎn Vân Uprising in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Area(1833-1835),探讨了中越边境的民俗、婚姻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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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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