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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学界充斥着对“民俗”的各种定义和再定义，这模糊了而非澄清了学科的界限、身份、主题和研究目标，阻碍了学科的发展。在此二十年前，世界各地的民俗学家纪念威廉·汤姆斯（William Thoms）创造“Folk-Lore”一词一百周年时，也对其展开了全面的重估。时任美国民俗学会会长的赫斯柯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和时任英国民俗学会会长的洛德·拉格伦（Lord Raglan），两人都在其主席发言中，关注“民俗”的模糊性，或者说这个词所导致的学科停滞问题。
正如其演讲标题所示，认识到民俗概念在开始和随后的矛盾，让赫斯柯维茨认为对民俗“重新定义”很有必要。他指出，汤姆斯的民俗概念中的“俗”与“文学”是同义词，然而他本人认为这个概念应作为“大众文化”，而非文学或大众文学的替代物。对他而言，“大众古俗”不仅包括“风俗习惯，行为规范与迷信”，也包括“歌谣、谚语等”。三十二年后，赫斯柯维茨意识到，在重新定义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与当年汤姆斯一样的矛盾。在汤姆斯主导的新成立的民俗学会的章程中：“民俗协会致力于保存和出版关于流行传统、传奇歌谣、谚语、迷信和古代习俗（英国和外国），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主题”。随着这个术语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接受，民俗成为解释性理论的对象，这些理论导致了民俗概念内在差异的加深。进化论者将民俗理解为人类原始社会的遗留物，民族情感则将其作为连接一个民族的纽带。“民”的本意与其外延融汇在一起，以至于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不论其经济地位如何。美国的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必须应对移民和本土传统之间的关系。为了应对这多重困境，赫斯柯维茨选择将民俗仅仅视为“民间文学”。
拉格伦选择了截然相反的路径。他从三个方面审视了民俗学作为一个知识探索领域的学科困境：首先，把研究局限在濒临消亡的陋俗迷信之中，让人沉闷和沮丧，完全不能吸引那些对现在和过去都感兴趣的人；其次，这类课题多年来充塞了学刊，以致可研究的话题已明显趋于枯竭；再次，许多习俗和信仰，对于早期的民俗学学生来说是新鲜的，现在，即使不是全世界，也是全英国皆知的了。
他的解决方案与其观察不一致。不像五十年后的一些美国民俗学家提出的那样，抛弃它的研究目标和名称，他主张，要像一小部分民俗学者曾做过的那样，将民俗学这门学科进行重构，确切地说，将其确定为一门历史学科。它的研究课题不是反映或全球的、民族的政治、社会或者经济变革，而是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区域历史变迁。
对民俗的重新理解不限于百年纪念时。六年后，时任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主席的阿彻尔·泰勒（Archer Taylor）将民俗视为“联想思维”的表达。对他而言，民俗涉及联想思维而非逻辑思维所形成和传承的材料。谣言或迷信是一种民俗，其中联想思维对其保存和传承至关重要。它的形式、使用和有特色的异文是由无意识的、不自觉的过程所决定。
在描述民俗的特性时，阿彻尔·泰勒（Edward B.Tylor）又激活了观念联想（association of ideas）的概念。泰勒曾认为这一概念是“神秘科学”的基础。他也可能受到吕西安·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的影响，因为他在以前的文章中引用了布留尔的著作。后者提出“前逻辑思维”原则是原始社会的显著特征。无论如何，这一概念不但没有澄清当时的民俗学家们的困惑，反而为其火上浇油。
二十世纪中叶是民俗学史的一个矛盾的里程碑。一方面，回顾这门学科所取得的长足进步和具体学术成果时，学科领军人物会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如果从单一学科的角度梳理研究课题，就会卷入思想史的多条线索的纠缠，以及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交叉。这为民俗的主题、对象和形式带来沉重的负担。玛丽亚·利奇（Maria Leach）在其《冯-瓦氏标准民俗神话和传说词典》中汇集的二十一个简短的定义，共同指出了各种对“什么是民俗”的回答的缺陷。在一篇回顾性文章中，阿特利（Francis Lee Utley）将“口头”和“传统”视为定义民俗时最常用的两个特征，因此可以认为两者是民俗的共同特征。然而，许多困扰着学科、阻碍着民俗学家构建一个全面的分析概念时的非常见特征，被他忽略了。
利奇的词典中给民俗下定义的学者的名单，读起来就像一份民俗学史课程的考卷。然而，仍有一些杰出学者没被包括进去。例如，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他曾为一部关于斯拉夫神话的辞典撰写了一篇佳作，也发表了他与鲍加基耶夫（Peter Bogatyrv）合作的当时鲜为人知，但后来影响深远的关于民俗的独特性的文章。还有博格斯（Ralph Steel Boggs），一位国际知名的研究西班牙民俗的学者，他也没包括在内。虽然如此，这份名单仍展现了20世纪40年代美国民俗学研究的广度、深度和差异度，这些差异体现了学者们将学科交叉的研究观念贯彻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
一连串的定义民俗的文章随之而来，它们都想理清其脉络。年长学者试图划定学科界限，特别是民俗学与人类学、文学之间界限，或试图将人类学与文学融入民俗学视野中。这样做的时候，他们遵循了朱姆沃尔特所描述的美国民俗学学术传统，即“不同观点的对话”。而同时，年轻学者则试图解决先前的理论中的矛盾，并进一步为解决民俗学的难题提出自己的答案。
学术史和公共空间都充满了对民俗的定义的不满。1950年，我的老师理查德·道尔逊发表了名为“民俗与伪民俗”的文章，抨击了民俗的商业化和流俗化。其核心是区分社会生活中的民俗与为了商业、民族主义、博览会的目的而在流行文化中展示的伪民俗。同时，随着民俗在通俗读物中的流行，民歌复兴运动也引起关注，这使作为研究课题的民俗概念受到新的挑战。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文字社会还是无文字社会，剧场化的民俗能等同于本土社会中的民俗展演吗？民俗的本真性问题不也正产生于这一时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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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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