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丹·本-阿默思将民俗定义为“小群体内的艺术性交际”，是出于20世纪60年代他对民俗的承启关系的关注，以及对当时流行的定义的不满，当然也受到人类学、语言学（特别是“口传民族志”）和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他在尼日利亚的埃多人中的田野调查，直接促成了这个定义的形成。起初，学界对这个定义多持否定的，至多是模棱两可的态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界的反应逐渐转为肯定。作者在近半个世纪后讲述了自己的思想历程，对深入了解这个定义和美国民俗学的发展大有裨益。

关键词：承启关系；艺术性交际；民俗定义；表演；个人叙事

作者简介：丹·本-阿默思（DanBen-Amos），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东语言与文明研究和民俗学教授。

译者简介：王辉，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民俗学专业2016级博士生。

　　当卡梅·奥里奥尔（Carme Oriol）教授邀请我参加纪念已故的何塞普·普霍尔（Josep M.Pujol）教授的学术研讨会时，一开始我婉拒了。我对他说：“除了你们俩合作编撰的（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民间故事索引之外，我没有拜读过他的其他著作......我不太熟悉他的学术成果。”

　　她答道：“你肯定不熟悉，除非你懂加泰罗尼亚语，因为他只用加泰罗尼亚语写作。但是”，她补充道，“他了解你的著作。”随后，她传送给我一份她即将发表的关于普霍尔教授的纪念文章。在其中，她提到，普霍尔教授受到我的老师理查德·道尔逊教授（Richard M.Dorson）的著作以及我本人对民俗的定义的影响。那一刻，我感到惭愧和难过。惭愧，是因为我们彼此缺乏交往，他读过我的东西，而我却不了解他的；难过，是因为我们再无法见面，我也无法当面跟他讲我定义民俗的过程，更不能与他讨论，受益于他的广博学识和深刻洞察力，以完善这一概念。斯人已去，这不可能了。现在，我只能隔着四十六年的光阴，来将我定义民俗的经过，作为我个人的故事，讲给你们——他的学生和同事们听。

　　我题为《在承启关系中探求民俗的定义》的文章发表于1971年的《美国民俗学刊》，但它写成于1967年。促成我给民俗下一个新定义的机缘，是一位出版商邀我写一本民俗学入门教材。开始着手时，我想应该先界定一下该书的核心概念。出版社的编委会中有人提出了一个富有眼光的想法。通常，入门教材都由各学科的资深教授、经验丰富的教师和造诣精深的研究者撰写。然而，正如托马斯·库恩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这些“教科书是维系常规学科持续的教学手段”。这些教材从当前主导性的学科范式的成形阶段出发，勾勒学科的线性历史。它们有三个固有的基本缺点：1）忽视“该学科在该时代的历史完整性”；2）它们的历史叙事，借用乔治·斯托林（George W.Stocking，1965）的概念来说，是“现在主义”的；3）它们确认和重申各自学科的“规范科学”性，而不是普遍存在于年轻学者中的新思潮，而这，才可能是学科未来发展的趋势。显然，有人向编委会提出了别出心裁的建议，让年轻学者，从其自身角度和眼光，来探讨各自学科当前和未来的理论、方法问题。出版商随后着手在学术界搜罗各学科的后起之秀。尽管民俗学在美国高校中地位寥落，但出版商仍决定将其纳入这一系列面向未来的教材中。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是谁建议出版商联系的我。彼时，我只发表了寥寥的几篇文章：在瑞士、印度和尼日利亚各发表了一篇短文章；在美国发表了两篇文章。我因协助我的老师，希伯来大学的多夫·诺伊（Dov Noy）教授编辑《以色列民间故事集》而稍有薄誉。然而，这一切并不足以向出版商表明我能担负编撰一部面向未来的民俗学教材的重任。回想起来，这要归因于师友的推荐，不论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想写这种教材，还是因为他们认可我的能力。无论如何，我那时不揣浅陋，竟自信能够完成任务。

　　那是1967年。1966-1967学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系任教。当时，我经过在尼日利亚中西部埃多人中八个月的田野调查之后，刚回到美国。我于1966年1月15日，即第一次军事政变之日，抵达尼日利亚，8月底回到美国。

　　回国后，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系担任教职，并与新成立的非洲研究中心、当时蜚声国际的民俗学与神话学中心建立密切的联系。后者由汉德（Wayland Hand 1907-1986）教授领导，囊括了维戈斯（D.K.Wilgus 1918-1989）、沃德（Donald Ward 1927-1990）、阿米斯特德（Sam Armistead 1927-2013）、普维尔（Jaan Puhvel）和乔治斯（Robert Georges）等著名学者。

　　那也是美国民俗学会独立举办年会的第一年。此前，它轮流依附于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和美国人类学学会的年会之下。学会发出征文启事时，我正在尼日利亚，访谈故事讲述人和歌手，参加埃多人的祭神仪式。就我来说，根本没考虑参加此次会议。因此，会议议程中没有我的发言安排，我只是旁听了这次召开于波士顿的、有历史意义的美国民俗学年会。

　　然而，1967年会议的征文启事发出后，我急于参与。那时候我已经和出版社的编辑会过面了，甚至可能还签了约。我当时想，构想中的第一章很适合作为会议发言，所以，我发去了题为“民俗：再来一次定义游戏”的论文提要。

　　起这样的题目，我当时并不是想淡化我的民俗定义的意义，因而模糊地表述；也不是想制造所谓的犹太式幽默的修辞效果（精神分析学家马丁·格罗特雅恩（MartinGrotjahn）将犹太式幽默界定成先自我批评，以抵御他人可能的批评）；也不是为了抵消批评意见的策略，回应道“这只是个游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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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