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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不同，在山西徐沟县，与青苗会包任制的巡头、巡夫不同，选任制的巡田头、巡夫大致是由本村不务正业、打拳弄棒、一般人惧怕的混混或无赖子弟担任。因此，村民对巡夫没有好印象，正所谓“住了衙门，巡了田，不坏良心，抓不着钱!”，以至于选任制的巡田头、巡夫多是世袭。与徐沟县情况类似，平郊一带的青苗会之青夫常由能禁止偷盗的“恶人”充当，有以恶制恶之意。在卢家村，有俗谚表达村民对青夫的认同，即“看青，剥死马，刨绝坟户，踹寡妇门——没有好人”。圆明园北边树村青苗会的青夫也基本是由村中的流氓充当。因为酬劳少，青夫偷青是树村公开的秘密，及至村中有着“看青苗的不偷，五谷不收”之类的谚语。距离树村不远的西冉村，在青苗会解散之后，强势的青夫，张铭和、骆德山二人，虽然不偷青，却继续以看青的名义，将各家户交的“青苗粮”全部据为己有。因此，西冉村民将张、骆二人的看青称为“胳臂青”。1939年，保甲改组，收回了青苗权，“胳臂青”的状况才得以改变。
青夫又由青头总领看青之事。除青苗会发放工资之外，青夫还有惩罚偷青者酒钱和会员主动送的楂子之类的礼物等收入。因应看护地亩的多少，麦秋的青夫人数少于大秋。值得注意的是，1926年，为了应对频繁内战而导致的社会不安定的状况，清河各村成立了由青苗会张罗的保卫团，专事村落安全而巡逻的团丁，不少村的团丁也由青夫兼任。除数位专职团丁之外，每个村还有不少义务团丁。在黄土北店村，专职团丁由青苗会发放军装，月薪六元。看庙的老道多为孤苦无依者。原本就在庙宇办公的青苗会常常留下这些老道，在庙内扫地、泡茶、生活，承担青苗会中的杂役，每年由会中供给其衣食等日常消费。
因应青苗会从看青到兼维持地方秩序、维护社区安全的功能演进，看青与保卫成了青苗会两种主要的工作，但二者运行的逻辑稍有不同。保卫职能的现代色彩更浓，其工作分为防范散兵、盗贼等游民多的“冬防”和因青纱帐便于隐蔽而生抢掠的“夏防”，捉获的强盗须送往县区查办。看青的传统色彩更浓，因为偷青者直接由青苗会处理，无须送交上一级政府部门。麦秋看青从阴历三月下旬到五月上旬，大秋看青从六月下旬到九月上旬。“起青”时，不少村庄会有仪式性的行为，诸如鸣锣示众等。通常而言，对于偷青者，惩罚措施常分为人的惩罚、钱的惩罚和酒席的惩罚三类。在卢家村，人们就曾对偷青的男女绑在树上鞭打，为此偷青者大为减少，原本看青时需在地里睡的青夫夜间也可以在家安卧了。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个社群而言，偷青者有着内、外之别。如果偷青者是外村的“生人”，青苗会就会将之吊打，如果偷青者是本村人，则游街示众了之。当然，换个地方，吊打也有可能是对本村偷青者的惩罚。1931年6月，泰安大水滴村的青夫刘兴有就在青苗会所的树上吊打了偷青的刘歪头二十皮鞭。通常而言，如果偷青者是本村人，人们会尽可能顾忌乡里乡亲或街坊邻居的脸面，妥善处置偷青者，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而给偷青者悔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将“熟”变得“亲”。1919年6月，大水滴村青苗会对偷青的本村“贼社”的十五名成员的处理就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也正因为如此，在同一个村落内外有别的惩戒方式是分明的。换言之，借不同的惩戒措施，青苗会进一步强化的是一种文化象征意义上的“生”与“熟”，也即本村人、我村抑或“我群”之身份认同。在强调地界时，有不有“份”之身份归属通过吊打、游街，和对吊打、游街的围观、凝视，刻写进了老少村民的身体与记忆之中，促成了个体对于“我们村”“我群”之感官感觉和主观世界的形成。
此外，青苗会还肩负举办公共事业和增进村庄福利的社会功能，诸如管理庙宇、香火地、坑地、义地、官井、树木，以及修桥补路等等。具有一定地位和权威的会头，通常也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和事老”的角色，为村民排忧解难，息事宁人，在村民的家长里短之日常生活中“拿事”。在对外交往方面，青苗会也肩负着维护全村利益的责任。军队的征集讨要，上级政府的摊派都是青苗会代表村庄应付，与之讨价还价后，再对内调剂分配。村际之间的合作抑或冲突，也是青苗会主事。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为了维持相对正常的秩序，清河一带的72个村庄联合起来成立了“联庄会”。国民党党政后，国民党党部曾召集各村青苗会组织农民协会。对设在镇上的保卫团，清河镇以北的几个村庄的青苗会承担着维持其运行的义务，因此不但这几个村庄的会头之间联络频繁，同时也享有被保卫团保护的权利。
因为有地钱、底钱以及管理村里庙地等公产的收入，应付军队、上级政府的摊派，给青夫和团丁发薪，青苗会同时也是一个经济组织。在麦秋大秋两次谢秋时，青苗会常常要将用黄表纸写的收支清单张贴在庙墙上，公之于众。在黄土北店村，作为该村最基本的组织，青苗会不但将村公所、保卫团等村组织置于其卵翼之下，还与时俱进地肩负了办学之责。小学校的经费是由青苗会管理的村中关帝庙和天齐庙两座庙宇的香火地亩租金和卖苇塘苇子钱款支付，学校的董事由青苗会派出的三位会头充当。在卢家村，小学的校长是青苗会的会头，小学唯一的夫役也是由青头兼任，而教员薪金、夫役年金、教科书、设备、文具、煤火、洋油、茶叶、学校公文等学校所有花销都是青苗会支付，乃青苗会年度支出的三大宗之一。1932年，卢家村学校的经费支出占据了该村青苗会总支出的31.6%，名列榜首。距离清河镇北五里的三旗村，也是燕京大学清河试验区的村落之一。1932年夏天，试验区在该村兴办幼女班时，该村青苗会供给了幼女班六套桌椅。
联村青苗会及明心榜
卢沟桥事变之后，燕大师生前往距离较远的清河实验区调查已经不再具有可行性。1939年，有鉴于清河实验区的经验教训，在赵承信的带领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将距离燕大不到半个小时脚程的平郊村（前八家村）作为了其“社会学的实验室”。平郊村原本就是燕大清河实验区所属村庄之一。在从清华车站到清河镇大道上的平郊村，1935年人口仅246人，住户约有六十家，正适合一个研究者对其整体把握和全面观察。之所以命名为“社会学实验室”，就是要求研究者采用“局内观察法”对平郊村进行研究，且将研究者的调查研究本身纳入了观察的范围，以此加强中国社会学的认知论、方法论之本土化的建设。虽然期间有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中断的四年多时间，在燕大复校北平后，平郊村这一社会学实验室立即恢复运行，直至1949年。在前后七年中，燕京大学的师生们对平郊村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研究，涉及到儿童养育，妇女地位，性生活，婚丧等人生仪礼，岁时节庆，宗教信仰，家族组织，住宅与家庭设备，农业、手工业、养鸭业等生计形态，医疗卫生、教育和农工地位等方方面面。完成于1940年的沈兆麟的本科毕业论文，《平郊某村政治组织》，就是在黄迪的指导下，对平郊村政治组织的研究。在该文中，沈兆麟将平郊村的政治组织分为了自治以前、自治时代和保甲时代三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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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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