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牡丹被崇为国花的民间心理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都是其前代文化的一个重写本。这个“重写本反映了所有被擦除及再次书写上去的总数。”因此明代牡丹如何能够在百花之中脱颖而出，擅有国花之美名，是民间审美经验长期积淀与明代社会现实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唐宋牡丹别称所隐寓的国家、政权意识
国花这一概念，显然是与一定的国家、政权相联系的。因此，牡丹要成为民众心目中的国花，必须能够与国家、政权体现出一定的意义联系。而这种联系，唐宋时期在民间心理上就已经产生，并集中体现在牡丹的两个别称国色、花王之上。
国色一词本与国士相对，系指人。黄庭坚《书幽芳亭》云：“土之才德盖一国，则曰国士；女之色盖一国，则曰国色。”考察中唐以前之文献，国色一词全部是用来形容美女的。至中唐时刘禹锡有“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牡丹》）、李正封有“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牡丹》）的著名诗句，自此开始以国色形容花，而二者皆指牡丹。这是唐代仅有以国色称花的记载，因此牡丹堪称最早有国色之称之花（按：白居易《山石榴花十二韵》有“绛焰灯千炷，红裙妓一行。此时逢国色，何处觅天香”之句，据其上下文意，此处的“国色”系承上连贯而来，应指人，即上文的“红裙妓”）。至宋代，称花为国色者渐众，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约有四十处。其中有三处所指不清，一处非牡丹，其余皆指牡丹。可见对花而言，在宋代国色已经差不多成为牡丹的专名。
据笔者检索，唐前并无花王之称。至中唐，白居易《山石榴花十二韵》诗中有：“好差青鸟使，封作百花王。”这里最早出现了百花王一词，但从诗意可以看出，这只是出于作者自己的一种悬想，并不能反映当时普遍的民间心理。至晚唐，皮日休《牡丹》诗有云：“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不难看出，此处所陈述的是一种客观的现象，应当说是当时民间心理之反映。至宋代，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载：“钱思公尝曰人谓牡丹花王，今姚黄真可为王而魏花乃后也。”而宋人陈元靓《事林广记续集·绮谈市语》更将以花王指牡丹列入当时的市井行话。可见牡丹称为花王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曾云：“洛中花甚多种，而独名牡丹曰花王。”而据笔者考索，在宋代诗文里，花王毫无例外地均指牡丹，而不仅限于洛阳一地。因此，花王在宋代也成为了牡丹的专称。
国色、花王不仅突出了牡丹在百花中之地位，而且极容易使牡丹与国家、朝廷、政权等联系起来。可以说，至宋代，牡丹与国家、政权之间密切关联的这一特殊思维模式已经得到定型。
（二）宋代牡丹所隐寓的汉民族正统意识
在古代中国，国家意识是与民族意识紧密联系的。而在宋代初期，牡丹已经被视为汉族正统王朝的象征。《清异录》卷二载：
南汉地狭力贫，不自揣度，有欺四方傲中国之志，每见北人，盛夸岭海之强。世宗遣使入岭，馆接者遗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强”。及本朝，鋹主面缚，伪臣到阙，见洛阳牡丹，大骇叹，有搢绅谓曰：“此名大北胜。”
这里相当明确地将花形硕大、色彩鲜艳的牡丹视为大宋政权的象征。而北宋牡丹种植观赏的中心洛阳，同时又是西京，为文士流连之地。故中原沦陷，宋室南迁，牡丹便与中原故国联系在一起，成为南渡之后士人表达故国之思的主要载体。胡元质《牡丹谱》云天彭牡丹之“千叶花来自洛京，土人谓之京花”，又云提刑程公沂预叹曰：“自离洛阳，今始见花耳！”陆游《赏小园牡丹有感》云：“洛阳牡丹面径尺，鄜畤牡丹高丈馀。世间尤物有如此，恨我总角东吴居。俗人用意苦侷促，目所未见辄谓无。周汉故都亦岂远，安得尺箠驱群胡。”都把这层意思表达得直接而明白。又，据《宋史·秦桧传》载：“沈长卿旧与李光启讥和议，又与芮烨共赋牡丹诗，有‘宁令汉社稷，变作莽乾坤’之句。”可见南宋时将牡丹与中原故国、汉民族紧密联系已经成为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
（三）明清两代牡丹隐寓的国家、民族意识
迨至明代，牡丹尤其是牡丹花王姚黄与国家、政权、民族情感相联系的意思被表达得更为充分。应当说这与大明重新恢复汉人统治所激发的民族情感有关。明代是中国古代民族意识极其自觉且民族自豪感极强的时代。明初诗人高启“四塞河山归版籍，百年父老见衣冠”（《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的自豪感可以说是贯串有明一代的心结。这体现在明人的花卉审美上，便是进一步强化牡丹的正统性及与皇权的联系。如王路《花史左编·花之品》首列花正品，又以牡丹花王姚黄、花后魏紫为正品之首，并在花王、花后标题之后，分别注曰：“拟照临万国”、“拟母仪天下”。晚明时期，扬州名士郑超宗影园黄牡丹花开，南北之士云集于此，举行黄牡丹诗会，最后由钱谦益评定，以黎遂球之诗为第一。而黎氏之诗开篇即云：“一朵巫云夜色祥，三千丛里认君王。月华蘸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甚至明代的一些谐谑之文，在貌似滑稽的笔调下，也表达出对牡丹正统地位的推崇。孙国光《拟封牡丹花姚黄为上诏》云：“青帝册封牡丹花姚黄为王诏曰：……尔姚黄氏姓嗣舜墟，名符土德，公侯之后必复其始，况属黄帝之苗裔乎！”李佩《姚黄传》云：“髙阳国王讳黄，字时重，姓姚氏，舜八十一代孙，先世居诸冯之姚墟，舜子商均，出娥皇，数传至中央，而王于汉。至晋，子姓蕃衍。富者贵者，馨名上苑名园，五传而黄生。思本娥皇，易皇为黄，重出也。黄为天下正色……寻命黄就封之郡，久之众推戴日深，尊为髙阳国王，传国甚远。”这些谐谑之文之所以会有如此思想流露，是因为传说中帝舜姓姚，系黄帝八世孙，在五行之中为土德（黄色）。而姚黄二字恰好能挽合舜之姓、舜之德、黄帝之名。因此对于金、元二代异族统治之后生活在汉族统治之下的大明臣民来说，很容易由姚黄而激起民族情感。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任何一种花，能够像牡丹一样与民族、君王、政权之间存在着如此密切的隐喻关系，而君王、朝廷便是国家的象征。因此，当牡丹的这层隐喻关系由于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而被日渐强化之后，牡丹便很容易由花王而上升到国家层次，被称为国花。至清初牡丹所象征的民族情感，又被明遗民继承。至清代后期，随着满人的日益汉化与外国入侵的加剧，中华民族意识迅速加强，而牡丹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及气象的代表。如丘逢甲《牡丹诗》有云：“东来花种满西园，谁与乘槎客细论。从此全球作香国，五洲花拜一王尊。”真切表达出以牡丹的精神气象来振奋国人的愿望。在这种民间心理的影响下，泱泱大气的牡丹便被清廷敕立为国花。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