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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学史诗在20世纪走向衰亡的同时,口头史诗或曰原生史诗的生存状况也面临着挑战。本文试图从三方面对21世纪伊始的口头史诗图景做出大致描摹,旨在说明某一事物如果正在经历变革或正在消亡,并不意味着它之前的状态理所应当地该被摒弃。史诗也是如此。在全球化语境中,传统艺术的受众不再仅仅是,或者说不再主要是本土观众,因而各色受众的不同品味使得传统艺术不断升级,与当下的时尚潮流和受众喜好相适应,史诗演述也在不断吸纳新的因素以吸引更多受众。各国学者、组织、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和互助是保护史诗的有效途径。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史诗传统在中亚等地区已经开始复兴。摘要：文学史诗在20世纪走向衰亡的同时,口头史诗或曰原生史诗的生存状况也面临着挑战。本文试图从三方面对21世纪伊始的口头史诗图景做出大致描摹,旨在说明某一事物如果正在经历变革或正在消亡,并不意味着它之前的状态理所应当地该被摒弃。史诗也是如此。在全球化语境中,传统艺术的受众不再仅仅是,或者说不再主要是本土观众,因而各色受众的不同品味使得传统艺术不断升级,与当下的时尚潮流和受众喜好相适应,史诗演述也在不断吸纳新的因素以吸引更多受众。各国学者、组织、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和互助是保护史诗的有效途径。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史诗传统在中亚等地区已经开始复兴。
关键词：口头史诗；原生史诗；传统；
作者简介：卡尔•赖希尔（Karl Reichl），德国波恩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口头传统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译者简介：陈婷婷，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系博士。
复兴1961年,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出版了一部名为《悲剧之死》(The Death of Tragedy)的著作。他在此书中认为,时至19世纪末,以17世纪法国剧作家拉辛(Racine)所写悲剧为代表的古典悲剧实际上业已衰亡。而关于史诗,其实也可以写出一部类似于《悲剧之死》的著作来。以维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纪》(Aeneid)为文本典范的文学史诗在16至17世纪的欧洲文坛盛极一时,意大利的阿里奥斯特(Ariost)和塔索(Tasso)、葡萄牙的卡蒙斯(CamÕes)和英国的米尔顿(Milton)都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长诗句的叙述一直沿用到浪漫主义时期,并被诸如德国的歌德(Goethe)、英国的拜伦(Byron)和法国的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这样的诗人所发展。这些诗歌与维吉尔的作品相去甚远,甚至与荷马史诗更为不同;它们虽然是排列成诗句的叙述体,但它们与史诗的关系比与田园诗、传奇或短故事的关系更为疏远。到20世纪时,文学史诗已经变为一种边缘化的诗体。匈牙利文学批评家、哲学家格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承袭了黑格尔的观点,将史诗看作表达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世界观的文学形式,卢卡奇在其《小说理论》(Theory of the Novel,1920)中阐释了文学史诗之所以在今天衰亡的原因。虽然我们可以把握(或似乎可以把握)诸如古代或文艺复兴时期这样的较早历史时期的世界整体性,但对于现代世界我们却无从着手:“小说是一个时代的史诗,在这个时代里,生命不再被别有深意地赋予广阔的整体性,生命意义的内涵成了一个问题,但这个时代仍然有着对整体性的渴望。”换言之,小说是史诗的现代继任者。
16、17世纪那种体量宏大的史诗在20世纪确实已经极为鲜见。但出人意料的是,就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时,加勒比海诗人(同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于1990年出版了长篇叙事诗《奥梅罗斯》(Omeros)。当然,这首长诗的问世并不直接意味着古老诗体的复兴,但它却是古老诗体的现代变体,其中饱含了史诗精神,情节中出现的主人公姓名也颇具暗示意义,比如阿基琉斯(Achille)、赫克托耳(Hector)、菲洛克特特(Philoctete)和海伦(Helen),等等。史诗虽然衰亡了,但它依然可以复活,即使是在现代或后现代文学世界中。
那么对于另一种史诗——口头史诗(oral epic)或曰原生史诗(primary epic),情况又如何呢?它也衰亡了吗?世界上许多地区,原本在早期无疑有着丰富的口头史诗传统,但现在这些地区已沦为史诗的荒漠。这样的地方不仅指西欧、南欧、中欧和北欧,还包括东欧和东南欧。曾几何时,古法语的《武功歌》(chansons de geste)、日耳曼语的英雄歌、南斯拉夫语史诗《英雄歌》(junačke pjesme)、芬兰语史诗《鲁诺斯》(runos,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的诗章)和俄语史诗《壮士歌》(byliny,俄罗斯口头叙事歌或史诗)在各自的土壤中繁茂生长,然而如今我们在这些土壤中所能找到的,只剩下如压缩植物般的干枯标本。它们被有条不紊地贴上标签、小心翼翼地保存在文学博物馆的展柜中供人观瞻。许多对史诗的保护只是机缘巧合,而且压制“鲜花”的过程常常改变了花朵自身的芬芳、色调和质地。当然,我们应该感谢那些对口头史诗的保存做出贡献的人,毕竟口头史诗在本质上是暂时的、易逝的、一时的。古代、中世纪或现代早期的口头史诗之所以被我们知晓,或多或少得益于文学化改写。此处的“或多或少”正是问题之所在。古典学家和中世纪研究专家对于口头诗歌的研究正好从两方面反映了这个问题有多复杂:其一是此问题之宏大,其二是对此问题没有公认的解决方法。对于口头史诗的第一次可信的“文本化”源于19世纪,大部分出自浪漫主义者之笔。如今,中伤浪漫主义者似乎显得颇为流行,但需注意的是,如果这些浪漫主义者当年也参与了现代文学批评家们所热衷的狡黠的解构实践的话,那么他们连从口头史诗演述人嘴里说出的半个字都不会去记录。所以,我们真该感谢这些浪漫主义者!然而遗憾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的浪漫主义者及其继任者在记录口头史诗上总是踟蹰不前,至少在欧洲是如此。杰出的记录——即转写:将听到的文字变为写下的文字——几乎全是在19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而且只有为数寥寥的几位学者,譬如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仍能在20世纪上半叶带来丰硕的成果。《壮士歌》研究专家帕维尔·尼克拉耶维奇·雷布尼科夫(Pavel Nikolaevich Rybnikov,1831-1885)就是一例。1860年,在他去往俄罗斯北部的阿尼加湖(Lake Onega)途中,偶遇一种他本以为早就消失的现象:对《壮士歌》的演述。当时,他正码头上小憩,等待船只到港:
我被一阵奇怪的声音惊醒。迄今为止我听过许多歌曲和宗教诗歌,但如此这般的演唱我闻所未闻。它是如此欢快,如此美妙,如此明快动人。它时而急促,时而舒缓,它唤起了我对久远过去的记忆,而这记忆已被我们这代人遗忘。
“已被我们这代人遗忘”,这同样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座右铭,无论在欧洲还是世界其他地区。
但是当时,口头史诗仍然存在于世界上一些其他地区。“仍然”存在,但又能存在多久呢?和悲剧的遭遇一样,史诗尤其是口头史诗已经被不止一次地宣布消亡。此处我仅举突厥语族——即土耳其人、阿塞拜疆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维吾尔人、雅库特人等等——的口头史诗为例。我们已经知道19世纪的口头史诗收集者们就曾担心他们会成为最后一批记录口头史诗的人。1864年,来自匈牙利的突厥语专家赫尔曼·万波里(Hermann Vámbéry)带回了他在游走中亚(他在旅途中装扮为奥斯曼托钵僧)期间得到的一份一首流行于乌兹别克的史诗的手稿。稍后当他出版该书时,他在导言中写到“terakki,即进步,已经变成所有人的口号”,并预言了“有着狂热浪漫主义思潮和独特世界观之人的古老中亚生活”的终结。当然,在terakki(即“进步”)对社会的作用方面,赫尔曼·万波里的评价是正确的。但尽管有terakki的存在,口头诗歌和口头史诗仍然持续繁荣,包括在赫尔曼·万波里特别提到的乌兹别克人当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20世纪后半叶。
2008年,土耳其民俗学家伊里汗·巴什阔兹(İlhan Başgöz)在他关于突厥语民间传奇(又称hikaye,即伊卡耶)的专著中认为,近年来发生的社会变迁已使土耳其的口头史诗演述艺术几乎消亡殆尽。他在有意命名为“伤感送别”(A Sad Farewell)的后记中写道:
在过去五十年中,土耳其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例如,成千上万的人从乡村迁徙到城市(不仅指土耳其的城市,也包括欧洲国家的城市),人们的识字程度越来越高(这几乎是普遍发生的),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边界逐渐模糊,大众传媒领域发生了伟大的技术革命——所有这些变革都促成了传统的伊卡耶演述艺术在我写就此书之时(2007年)的消亡。
但巴什阔兹教授也并非完全绝望。他在后记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我希望我们的后辈,不论是在土耳其还是身处世界其他地方,在将来能够重新发现这些由业余或专业的民俗学者尽职尽责地收集数年而得到的伊卡耶的文本和演述。或许某位杰出的导演还会有兴趣写一部或多部伊卡耶,抑或编排适合在电视上播出的现代伊卡耶演述,其中包括了演唱、叙述甚至舞蹈。如此这般,伊卡耶话语将在新的时代语境中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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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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