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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葛兰言历法研究的西方视域
古希腊人很早就有自己的历法，迈锡尼时代可能就有了太阴历，并且历法的制定与农事农时紧密相关。以雅典为例，古代雅典有三种历法：“农事历”“节庆历”和“议事历法”。“农事历”虽然不是官方历法，却与民众农作、航海关系密切。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公元前7-8世纪)在《工作与时日》(又译《田功农时》《农耕与农时》等)中花费大量笔墨描述能够表明天气变化的各种现象，包括虫、鸟、兽的活动等：
你要注意来自云层上的鹤的叫声，它每年都在固定的时候鸣叫。它的叫声预示耕田季节和多雨冬季的来临，它使没有耕牛的农夫心急如焚。……
当蜗牛从地下爬到植物上以躲避阿特斯拉的七个女儿时，这就不再是葡萄园松土的季节了，而是磨砺镰刀，叫醒奴隶准备收割的时候了。……
在菊芋开花时节，在令人困倦的夏季里，蝉坐在树上不停地振动翅膀尖声嘶叫。这时候，山羊最肥，葡萄酒最甜，妇女最放荡，男人最虚弱。……
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前446年-前385年)也在作品《鸟》中写道：
大雁叫着南迁非洲的时候应该种地，
这时节航海的人应该挂起舵桨去睡觉，
奥瑞斯忒斯也该准备毛衣，免得打劫时着了凉；
然后鹞鹰出现，报告春天的来临，
这是剪羊毛的季节；
然后燕子来了，叫人卖掉毛衣，穿件薄些的衣服……
诗歌中所唱的正是古希腊人通过长期观察和实践而形成的一种自然历法，用来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如同葛兰言在中国古老的《诗经》中发现的“物候历”。葛兰言早在阅读基于希腊古代文学的宗教研究或方法论的著述时，已经对古代文学与古人农业生活的密切关系有深刻认识。于是通过与中国古代历书的对照，葛兰言认为中国古老歌谣中的自然标志，也应当与季节以及季节性的习俗有关，包括农业性的节日活动。
古希腊的人们也同时使用着不同的历法。虽然希腊各城邦没有统一的历法，月份的名称、新年的日期各不相同，但月份是依据当月所举办的节日庆典或者奉祀某位神祇而取名。比如在雅典，使用时间比较长的公共历(民事历)是“阿提刻历法”，这个历法就是一个“节庆历”。这个历法目的是规定人们在什么时间要举行什么祭祀仪式，祭祀之时也就是节日之时，因此这也一种“祭祀历法”，以阴历纪年，分为12个月，正月对应着现在公历的7月，以此类推。希腊各城邦的盛大庆典也必须在农闲时间举行，而且是秋天丰收之后的时节，如同我们的“腊八节”。在“阿提刻历法”中我们可以看到，月份命名和划分除个别月份之外都来自当月节日，不同节日伴随着不同季节对神祇的祭祀庆典以及结婚、狩猎、制作糕点、游行、唱歌等各种习俗。也就是以节日划分了一年的时间，月份的划分主要用来规范宗教节日的庆祝和祭祀的举行。可以看出，古代雅典节日中人们的仪式活动与《国风》诗歌中的内容有很多相似之处：“百花节”采摘花朵、饮宴；“摘果节”采摘果实；初春婚嫁，男女列队游行、举行歌唱竞赛，赴河边圣地祈祷丰收……
在葛兰言的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可能会使西方学者倍感亲切的对节日的解读。比如郑国春天在溱洧河边举行的后来成为“上巳节”的节日，包含了祓除仪式和招魂续魄的仪式，仪式中人们秉持兰草为药，以祛除不祥、抚慰神灵；而古希腊在春季时候，也要举行安抚鬼魂的净化仪式。西文中“二月”的命名即取自纯净(Februarius)之义，“阿刻提历法”中2-3月的“花月”在词源学上来说，与“二月”实际上是一个词。该月的“牧神节”和“万灵节”同样具有净化性质。净化的方式是通过一种与药有关的仪式对神进行安抚，以保持和促进丰产。哈里森还指出，荷马时代典型的仪式是敬奉奥林波斯神的仪式，人们在献祭时把祭品献给神，以得到神的恩赐。这种献祭基于一种“献出以求回报”的观念。此外，崇拜者可以分享为祭神而准备的盛宴。这与葛兰言从古代文献里解读出的“腊八节”仪式如出一辙：“八蜡祭礼具有狂欢的所有特征。……在这个节庆中，人们进行全面性的报恩。”“腊先祖五祀”(《月令》)、“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也”(《郊特牲》)均指人们献上牺牲，又从中受益。同时，每个人都要进行献祭，每个人也都可以从中分享：天子设盛大飨宴招待进贡的使臣，乡里的地方官也要召集全体乡民“饮酒于序”(《周礼·地官司徒·乡师》)。葛兰言将这种仪式比拟为“大酒神节(lesgrandesorgies)一般狂欢又神圣的集会”。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的古典人类学家弗雷泽、哈里森都曾专门对“酒神节”、狄奥尼索斯崇拜进行论述，哈里森认为这些“最为原始且野蛮”的低层次的神灵仪式“最终为日后希腊宗教的形成做好了准备”。可以看出，葛兰言的《诗经》研究中有很多西方宗教节日学说的影子。
在历法变迁方面，西方同中国一样也经历了由于历法变更而造成节日在时间和习俗上的变化。比如，现代西方的“主显节”“圣蜡节”“万圣节”等在成为宗教节日并固定日期庆祝之前，也曾是古罗马献祭“农神节”、古凯尔特人庆祝春天到来的“圣布里吉德节”、安抚鬼神的“萨温节”等；在格里高利历将新年改在1月1月之时，英法等很多地区已经在3月25日庆祝了几百年的新年，以至于还保留了在四月初交换新年礼物的习俗，后来人们嘲笑这种“弄错”节日的旧俗而产生了现在的“愚人节”。弗雷泽也提出过埃及人对奥锡利斯的祭祀仪式，在农民间始终在同一个时日举行，因为农民仪式依靠对自然的直接观察；而祭司们的隆重节日却随着变动的官方历法的错误推算不断改变，“许多祭祀仪式不过是古老的农村节日，在历史过程中蒙上了祭司的豪华气氛，由于日历的错误，终于从季节自然转换的老根上分割出来。”可以想象，当熟稔古代西方节日研究的葛兰言，在中国古代诗歌中读到如此雷同的内容时，会是多么的兴奋：因为近两千年的中国《诗经》学，从来没有释读出这样鲜活的节庆场景。
除古典宗教人类学著述之外，涂尔干也强调过宗教起源的社会性质在时间顺序上的特征：“这种时间安排(年、月、日等的时间序列)应该是集体的……这些必不可少的标线……都来源于社会生活。”涂尔干学派的于贝尔、莫斯也指出，日期、星期、月份和年份等我们现在使用的日历，与仪式、节日以及公共庆典的周期性重现都是相对应的，“日历表达了集体生活的节奏，同时又具有保证这些活动的规则性的功能”。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葛兰言对《诗经》中时间的研究，看成他作为涂尔干阵营的一员，对涂尔干学派宗教社会学理论的拥护和在古代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实践。
三、结语
综上所述，葛兰言再次证明了不仅在古希腊，在世界其他古老文明比如中国，也有相似的历程：历法跟随社会(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封建)的发展会发生时间和习俗的变化。由于深谙近代西方学术，葛兰言对古代西方历法与节日及相关研究有广泛的了解和知识基础，得以具有与中国儒家不同的视野和理解，大胆假设古代节庆、传统历法与口头文学的创作之关联，从中国古代不同时代和性质的文献中论证中国的节日变迁。在葛兰言的分析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到这样的事实：歌谣的传唱是上古时代历法知识传播的主要方式，后世文明渐滋，人事日盛，封建文人易之以书策，用文字记载下来，这就是《豳风·七月》等物候诗歌与《夏小正》《月令》之类文献的作用。人类的时空观是文化建构的产物，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适应于不同的生活节律和活动领域，因此，“历法”在封建时代，成为了“礼法”：“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记·礼器》)葛兰言从中可以看到“天人合一”观念的根蒂，而古代历法参照的物候气象，也就被封建文人视为评判政治的征兆，天象物候成为历法合宜的证明，同时也是政权合法性的证明。历法与政治之间这种相依为命的关系，使《诗经》中的古老科学蜕变为荒诞不经的政治“刺叹”观。在这一过程中，葛兰言尝试重新阐释了宣喻天道、教化伦理的传统注释与《诗经》中古老歌谣之间的关系，并且更进一步探得这些汉儒注疏得以传承千年而不衰的原因所在。
（本文原载于《民俗研究》2018年02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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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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