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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乡愁和故乡观等视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意味着将其在现代社会的文脉中予以解释，因此，这类研究不是朝向过去，而是朝向当下，故是现代民俗学的重要课题。在中国，传统民俗学若要脱胎换骨地成为现代民俗学，此一课题难以绕过。中国民俗学的导师钟敬文曾经意识到“现代社会中的活世态”，乡愁和故乡观正是这类“活世态”之一。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都市化和生活革命的持续进展，中国民俗学也面临着全新的机遇：是继续沉溺于乡愁、固执于那些既定的传统民俗事象？还是彻底转型、把生活革命和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视为正当的研究对象？自称研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研究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民俗学，是时候该正面关注当下的现代日常和生活革命，亦即都市型生活方式了。都市化和生活革命所导致形成的现代日常生活，当然不会因为民俗学没有关注它或认为它不是“民俗”而不存在，而失去意义，反倒是民俗学自诩的朝向当下、关注现实生活的期许，如果忽视了生活革命及其后果，将很容易落空。
当前，有一些中国民俗学者已经开始在认真地思考现代民俗学的基本问题。高丙中提倡中国民俗学在21世纪应该成为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59]。黄永林和韩成艳主张，中国民俗学应该从追溯历史、重构原型、关注传统，从对孤立事象的研究，转向关注当下，开展面向“生活世界”的研究；从注重口头传统，转向注重现代传媒，立足于当今文化和民俗生活所处的时代背景，致力于阐释和服务于当今社会[60]。刘铁梁指出，当前的都市化进程要求民俗学改变过去那种总是寻找和保护传统民俗的习惯，根据当下现实生活的变化提出新的研究课题[61]。岳永逸批评了守旧的乡土民俗学视角，以及对记录当下的淡漠意识。他指出，当今如果还是固守乡土，愁肠百结地寻求过去的、本真的民俗，难免如盲人摸象，仍旧是频频回首的守旧的民俗学。以北京为例，诚如岳永逸批评的那样，关于北京民俗的书籍绝大多数都在谈论基本上已经消失的“老北京”，而对当下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完全没有感觉。他本人致力的“都市民俗学”是要直面正在发生巨变的社会现实，关注眼前身边的民俗，在对都市新旧参差的民俗现实予以关注的同时，也关注当代中国各个角落的都市化特征[62]。岳永逸认为，在乡土中国，即便城市也都有“乡土味”，但在现代中国，即便是乡村也都有“都市味”；都市化使得都市已不再是“城乡二元结构”中的“都市”，同样，乡村也不再是过去的乡村。眼下的中国城乡都有浓厚的“城市性”，二者之间有很多“同质性”。这种观点超越了历来把都市和乡村截然对峙的观念，与笔者归纳的生活革命，亦即都市型生活方式在全国的大面积普及的观点在很多地方不谋而合。基于上述理念，岳永逸主张的新一代“都市民俗学”，其视野必须既有都市又包括农村，其实就是要用一种都市化的视野关怀流动不居的城乡民俗生活[63]。
如此看来，中国民俗学的现代转型并非只是把研究对象从乡村转向都市那么简单，而是要关注城乡民众最为基本的现代日常生活。的确，民俗学长期以来所设定的对象，亦即民俗之“民”主要生活在乡村，现在和今后将越来越多地居住在都市（或都市化了的乡村），城乡居民越来越多地共享着都市型生活方式，包括“大众文化、交通、技术、媒体、休闲时间等所有这些现代现象，现在都是城市生存方式的一部分”[64]。因此，比起只是选择都市社会中某些更具有传统色彩的民俗文化现象来研究，更重要的则是对城乡居民，对生活者、消费者、市民或公民的人生与日常进行民俗学的研究。
（本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2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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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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