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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俗与艺术的融摄共生现象
民俗美术是一种应用于俗世生活，并带有民俗功能性的美术形态。祝寿图像谱系中一些带有原型特征的文化符号，其文化隐喻是建立在生命信仰基础上的，就其娱乐功能和社会功能来说，它又与普通艺术样式有着相通和交集之处，但是，它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具有较强审美功能、教育功能、认识功能的艺术样式，尤其是其民俗文化属性而言，祝寿图像中所展示的民俗内涵是一般艺术所无法兼具的。
在祝寿图像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民俗与吉祥艺术相交融的关系很值得关注。在祝寿图像中，意象元素蕴含的祝寿主题是具有稳定性的，但是其吉祥意涵却带有的延展性和复合性。这里实际上涉及到祝寿图像意象元素中“意义”的多向度性和交融互生的问题，也反映出民俗艺术和吉祥文化在心理层面上的多元交叉格局。就祝寿图像的构成来看，它的组成元素包括神祗人物、传说中的仙化人物，灵异色彩的动物、植物，以及积淀着长寿寓意的符号和文字共同构成。在动物意象的思维中，有些是生命长久的生物，如龟；有些是取其象征意义，如鹰、鹤；有些则是取其谐音，如猫(耄)、蝶(耋)、绶(寿)带鸟、水仙(神仙)等；有些则是形态的指代，如白头翁、山、水；在植物意象中，有些是以其长寿如松柏；有些则是一种精神的比附，如梅、竹具有耐岁寒的物性，从而被赋予了文人清贞的品格象征等。在这种文化情境下，很多自然界中原本寻常之物，皆被赋予了特定的民俗文化内涵，超越了物象原有的自然属性和题材表现的常规范式，成为祝福寿主功利性心理的模式化表达。后来，随着祝寿图像创作群体的增多和应用范围的拓展，意象元素寓意泛化现象的日趋明显，祝寿图像中还融摄了祝愿高升(禄)、全福、多子孙等吉祥意涵，以及诸如“五子登科”、“五婴抢冠”、“麒麟送子”、“多子多福”、“百子千孙”、“门庭昌盛”等寓意观念和内容，从而使祝寿图像在保存原有祝寿本意的同时，也成为一种寓意极强的、近于圆满的吉祥图像系列，这种寄寓着感恩意识的功能性艺术样式，折射出国人好生恶死的基本心态和求吉求寿的心理。其中，文人作为社会文化结构中的知识阶层，他们对于祝寿图中发展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实际上，就精神层面来说，祝寿图像在一定程度上受文人艺术的滋养，但它深深植根于民俗文化生活的土壤，有着较浓郁的民俗文化属性和心理特质，因而也就走与正统文人艺术并不完全相同的发展路径。当然，这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文人笔下的祝寿图像创作，注重文化品格和情调的传达，但是祝寿图中祝寿文化的共同性和基点依然没有丧失。
社会风俗是建立于现实生活逻辑基础之上，就祝寿风俗而言，它似乎成为追求生命价值观的一种精神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慰藉了国人渴望长寿的生命心理。就民俗文化价值而言，祝寿图像所隐含的诸如敬老、感恩、孝亲、福乐等意识，以及其他很多积极向上的文化内容和生命价值观念皆是值得珍视的。在祝寿图像创作中，艺人们把传统美德与祝寿礼俗结合，体现了群体的智慧和愿望。长期以来，正是通过祝寿文化活动，孝道传统和敬老、感恩的风气得以弘扬，家庭、家族的人伦秩序得以稳固与加强。就深远的社会意义来看，祝寿风俗的盛行，包括祝寿文学和艺术的长期流传，客观上促进了家庭和睦、社会和谐，进而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得以增强。在祝寿图像传承和传播的过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传统文化中的敬老和感恩意识、伦理道德观念也不断得到深化，它在参与和丰富了人生礼俗文化内容的同时，也直接促进了民俗艺术的发展与繁荣。
尽管这种带有民间宗教信仰和民俗色彩的图像，在心理愿望和现实效果之间未必真正能够达成统一，但是，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和主观意愿互融的美术样式，它对于祝寿者和寿主所产生心理暗示，及其精神补偿的文化功能，无疑是明显而不容忽视的。如果失去了其相关的文化功能，这种图像就不会长期存在、发展，更谈不上得以广泛的扩布与传播了。可见，这种逐步得以丰富的祝寿图像的构成模式，尽管和纯艺术相比其审美性、纯粹性和艺术性相对单薄，然而，作为一种民俗艺术和传统文化事象，它承载着对于生命的祈愿，有时甚至作为与长寿相联系的全福全寿意象出现，并以其特殊的社会文化功能和大众美学的审美特征，被赋予了厚重的民俗文化价值。从这种意义上说，祝寿图像的民俗创造价值是超越审美价值的。事实上，我们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注重现世和现实的民族，人们对于自然生命的追求与渴望是由来已久的。而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幸福观和吉祥观基本上是围绕“福”与“寿”为基点而展开的。
基于对祝寿图像的传承、发展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原有的单一祝寿功能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求吉心理和观念的要求，于是就出现了其功能的泛化和外延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本身就反映了民俗艺术在适应社会时的自我调适和文化变迁的过程，从而为认识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提供了有益的视角。祝寿图像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美术创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为了适应民俗生活的需要而创造的功能性艺术，受到特定文化内涵和功用的制约。无论是创作，还是文化应用方面，祝寿图像都是与特定的民俗文化心理、民间信仰等紧密相连，成为人们传达生命祝愿的视觉形式和祥符。
对祝寿图像民俗功能的微观分析，也是建立在宏观的文化背景基础上的。经过长期的发展与演变，祝寿图像的创作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思维范式，其文化象征方式和意象构成也较为固定。就整体而言，祝寿图像的创作缺乏自由、灵动的艺术气息，个别图像甚至呆板和庸俗，但是作为一种传达吉祥观念的民俗艺术形式，毕竟不同于作为独立审美对象的精英艺术，其文化应用具有社会意义。祝寿图像的构成模式和文化应用，实际上是长寿心理与多种社会文化交织汇聚的结果。祝寿图像的符号构成系统，保存和丰富了祝寿文化，也为研究灿烂的民俗艺术提供了一个多维的视角，它为我国艺术宝库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民俗艺术资源，包含着社会文化风俗中多方面的内容，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事实上，民俗信仰、民众的精神需求和民俗艺术之间构成了互补共生的文化现象，共同完成了包括祝寿图像在内的长寿文化的塑造，并使其清晰、丰富和完整。
祝寿风俗由早期祭祀寿星的迷信习俗，发展到人生礼俗中的一项重要俗信内容，承载了国人平安久寿的心理，这种融吉祥愿望与民间信仰于一体的文化形式，曾鼓舞过无数人积极而乐观地面对生命、珍视生命。在祝寿图像生成与传承的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迷信、巫术的成分渐趋退去或淡化，并且，世俗哲学的意味不断被强化，其中，喜庆和吉祥的意愿与色彩日趋浓郁，虽然它并非能够真正使人延年益寿、康宁幸福，但能抚慰人们的心灵，和睦友邻，增强人际交往，提高人们面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这种带有民间信仰性质的应用美术之所以长期被接受和传承，长盛不衰，是因为在装点了国人寿诞生活的氛围，贴合和满足了人们福寿全福的心理需求，在一定从程度上也推动民俗文化的发展和客观上促进了家庭、社会的和谐，从而成为民俗生活中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
结语
祝寿图像的生成和繁盛，其实不仅是美术题材和形式的问题，更是我国的社会风俗、传统文化心理和审美观念在美术上的反映，带有早期国人的思维特征和民间生命信仰的遗留。祝寿图像与民间宗教信仰、神话传说、社会风俗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出民俗艺术的传承性、融摄性、互生性与浑整性等诸多特点，其中潜含着中华民族重生、贵生、厚生、乐生的情怀，而这种带有主观愿望的生命意识，可以将福寿的祝愿深化，让人际之间的亲情、友情变得更为宽广，并成为认识传统民俗艺术的一扇“窗口”。探寻祝寿图像中承载的寿俗，发现其中的多元文化交融和互生现象，对于深入认知祝寿图像和民俗艺术都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载于《贵州大学学报》2017年03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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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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