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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死亡仪式及相关实践
正如人类学家所公认的，人类活动是观念与行为的综合体，可以用“实践”（Bourdieu）或者“社会话语流”（“flow of social discourse”,Geertz）这类概念来描述。传统北京市民对待死亡的活动也是如此：一方面体现为外显行为，主要是程式化程度很高的仪式行为，但也有非仪式性的休闲活动，本文将其统称为死亡仪式及相关实践；另一方面，与尸体有关的观念，也会通过市民的话语、故事和文学作品等言语形式表现出来，并能与实践行为互相映证。以下，本文先说明与死亡有关的仪式与实践，重点关注其中与处理尸体和空间利用有关的部分。
从《仪礼》和《礼记》时代起，中国就有详细的处理尸体的方法与步骤。宋代时，朱熹（1130-1200）以《仪礼》和《礼记》为基础，对礼仪实践进行了通俗化与简化处理，并形成了《朱子家礼》文本（以下简称《家礼》），详细规定了先人去世之后应进行的种种仪式，随后经官方推行而成为全社会应该遵守的礼仪文本。清季定鼎之后，满俗渐与汉俗相同，以致将“历经故老习礼之人所传所论，择其精当确有由来者”“汇集成编”的《满洲四礼记》，在记载丧葬礼仪时，不仅直接引用《家礼》，且二者仪轨相差并不大，涉及处理尸体的仪式都包括：沐浴、徙床、饭含、小敛、大殓、吊奠、迁柩、成坟八个步骤[14]。但民间通行做法与礼仪范本的规定并不完全相同。从《闲窗录梦》等清代旗人日记来看，清中期以后，北京旗人的丧礼与《家礼》和《满洲四礼集》的记载有一定出入，但是与民国时期丧葬仪式专家常人春（1933-2015）的回忆录《红白喜事》所叙完全相同。这表明，实际的丧葬实践与“仪式指导”之间有一定差异，但实践系统本身是稳定传承的。其中，与处理尸体相关的仪式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5]：
1.换床。当人病笃之时，或从棺材店（杠房）租赁，或取下房门板，制成“吉祥板”摆在病人卧室的正中一间，将病人移置其上。
2.小敛。在病人气绝之前，为他沐浴净身并穿上“寿衣”（即丧服）。《家礼》和《满洲四礼集》中均规定由同性别子女为病人沐浴净身，但实际上这项工作通常由丧葬用品店（一般即杠房）的“专家”来进行。
3.延请僧道。病人初终当日，即请僧人或道士围着灵床念经，进行宗教仪式。平民一般请僧人九至十三位，而王府、官宦或富商等，则以同时延请僧人、喇嘛和道士为荣。甚至有少数财力极为雄厚者，还会再加上尼僧和居士各一组。屋内进行宗教法事的同时，职业性的丧葬音乐师（很多是未正式剃度的僧人）在门口演奏丧葬音乐。《朱子家礼》和《满洲四礼集》这类儒家礼制文献中，明确反对僧人、道士参与葬礼，但实际在民间，僧人与道士是最重要的丧葬仪式“专家”，他们对于死亡和灵魂的理解，已经与《仪礼》、《家礼》为代表的儒家礼制深深融合在一起。
4.棺殓与停灵。一般在去世后第二天，将亡人尸体殓入棺木，即“棺殓”，也称“大殓”，此后棺木会在家中停放一段时间供人吊唁，即“停灵”。以棺木为中心搭设灵堂，用竹竿为骨架搭白棚。棺木前设月台摆放祭品祭器，月台下设宴席，前来吊唁的亲友可以随时吃饭、喝茶。在宴席四周搭台设座，僧人、道士和喇嘛等继续进行宗教仪式。停灵时间少则三天，多则七七四十九天，重要仪式均选在单日（从去世当天开始算起的第三、五、七、九日等）。
5.“接三-送三”。这一仪式在去世后第三天举行，是丧礼实践中的大典，恰恰也是《朱子家礼》和《满洲四礼集》没有提及的一环。在清代北京，接三的仪式通常是白天延请僧人、道士、喇嘛、尼僧、居士（前两种最为常见）全天诵经，超度亡魂。如果白天不诵经举行仪式，至少晚间必须请佛教僧人“放焰口”，即根据《瑜伽焰口》经文举行仪式，供奉“面燃”大士。随后将纸扎的各式冥器，通常包括车马、轿船，以及象征金银财宝的杠箱等，列队送至空旷地带焚化，是为送三。这种先举行法事，再至空旷处焚烧冥器的仪式本身，在停灵期间每逢单日即可举行，但死后第三天举行这一仪式有尤为特殊的意义。因为人们相信，死者去后三天，要等在望乡台上望家乡，或真的回到家中，因此家人要趁此给亡者准备路费和衣食住行、玩赏游乐的东西，好好招待一番后再将其送走。如果不送三，则亡人的灵魂不会离开家宅，这对市民而言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常人春记录到，如果赤贫者无法负担接三送三的仪式费用，就会有房东或有小孩的邻居们出面指责：“没钱您说话，大家伙儿出官吊也得超度超度！不然，死鬼阴魂不散，在这院里一闹腾，我这房怎么住？吓着这院里的孩子们可怎么办？”[16]所以，无论如何，接三送三的仪式必不可少。只有将死者的灵魂送去黄泉的入口处，请“诸天神佛”接引他前去黄泉，并为他准备好交通工具和路费等一应所需，灵魂才能与人世最后诀别，而生人才能安心地不受鬼魂的困扰。
6.伴宿。在正式出殡的前一天，亡者的亲属需要通宵陪坐在灵柩旁边守孝，当天也是集中接受祭奠的日子。这一天要大作法事，其规模会超过以往的每次宗教仪式。
7.发引。即出丧，将灵柩抬到茔地安葬，或者抬到庙里继续停灵，后者也被称为“暂厝”。清代至民国时期，北京的“发引”仪式尤以豪华、隆重而著名。《燕京杂记》记“京师出殡，最为虚费，一棺舁者百人，少者亦数十人。铭旌高至四五丈，舁者亦数十人，以帛缠之，至用百余匹。幡盖仪从等物，指不胜屈，无不晃耀夺目，夫役人等至有千余。其棺翣执事之属皆赁於市店，用之半日，价费干金”[17]。
8.下葬。这是丧礼的最后环节。最好的葬地首先应该是家族墓园，在理想状态下，客居北京者的灵柩应返回故乡安葬。清初，内城的八旗子弟都来自长城以北的东北地区，康熙帝还曾特意下令准许在京旗人将亲人的灵柩带回故乡下葬，并在墓园中建庄居住，看守坟茔三年，以尽孝道。但绝大多数旗人并不愿意归葬，而选择在京郊设立新茔，因此世居北京的居民往往都在京城近郊有家族墓园。[18]这类坟地除了墓茔及其附属建筑之外，通常还会有家庙和祭田。家庙同时祭祀祖先与神灵，祭田出产则供其所需。但如果因种种原因无法葬入家族墓园的话，那也应该为死者挑选一块风水上佳、适于下葬的地方。好的风水不仅可以让死者满意，更重要的是能保证后代福泽绵长（本文随后会讨论什么是好的墓地风水）。如果过于贫困，无法找到风水令人满意的坟地的话，死者只能被葬入公共坟地。这些公共坟地基本都分布在城墙附近和外城城内，大多是某地来京的人为同乡所建，也有的是为同一职业或某一官署的人所有，北京市民称其为“义地”或“丛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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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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