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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死亡观念所造就的城市空间
显而易见，在上述观念与实践中，“空间”的概念极为重要。在死亡发生后的第三天，要把死者的灵魂送去“正确的空间”——黄泉入口，保证亡灵离开人世，去往死后的世界；在停灵暂厝的时期内，死者应该待在神灵庇佑的空间中——寺庙内，这是保证尚未“入土为安”的死者获得平静的最好方式；最后，死者应该被葬入“好风水”的环境中，坟地中自然环境的和谐，不仅能保证死者得到永远的平静，更能保证整个家族的福祉。总之，在死者进入最后的长眠之前，会经过三种不同的空间，它们首先由观念——死亡的三个阶段所定义，但也定位于具体的物理空间之中，正是这种观念与实践的结合，造成了与现代城市迥异的传统北京城市景观。
1.黄泉之路
前文提及，对北京市民而言，最重要的死亡仪式是“送三”，即在举行完佛道法事后，由僧人道士带领，将送给死者的车、马、牛、财产等，送至一处开阔地带焚化。意为给灵魂准备好上路之资，使死者安心离开人间，不要再在阳间逗留。常人春回忆，民国时期北京内城的焚化场，都是清代以来民间自然形成的，包括德胜桥以西南岸广场、鼓楼西八道湾广场、钟楼后广场、什刹前海东岸冰窖广场、地安门内路西便道广场、西城南沟沿马路、鸭子庙、官园广场、平安里广场等[1]。下图绘出了这些焚化场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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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送三”的主要焚化地
从上图来看，这些焚化场除了平安里和官园广场之外，全部集中在内城主要水体的附近，主要是什刹海、积水潭与南沟沿沿岸。这不难理解。在中国民间信仰中，水属阴，主要在土地的下方运行，死后的人去往的地方被称作“黄泉”。送灵魂离开人世，就是要送他们去往“水域”。所以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清代时，北京市民在中元节要烧法船给鬼魂野鬼，帮助他们度过冥界的河水。而在亡人的棺材上，也常会出现水生动物——蛇与鱼的形象。清道光年间杨静亭所著《都门杂咏》中，有一首咏《青蛇白蛇》，描述北京出殡的杠头上，常会有两位“杠头站童”，扮作白蛇与青蛇的模样[2]，正是出于相信水域与鬼魂之间的关系。清代直到民国年间，什刹海与积水潭一带一直是鬼魂进入地府的入口。
元代（1271-1368）郭守敬引通惠河水入京，形成了积水潭、什刹海、北海、中南海这一片北京内城最大的水域。清代时积水潭码头早已废弃不用，与普通市民无法随意进入前三海不同，积水潭与什刹海位于居民生活区内，因此成为都中最吸引游人的水体景观。以往谈及什刹海一带时，研究者往往强调它是内城繁华的商业区、久负盛名的旅游区，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研究者往往忽略了，什刹海与积水潭沿岸很长，除了酒楼茶肆、商铺店家集中的前海南、北岸的部分地区外，其实水岸附近的大部分地区是空旷、少有人烟的。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到，嘉庆丙辰（1796）冬，他偶然借宿什刹海庙（位于什刹前海北岸，邻水不远），发现庙内后殿大多久已被封闭，他住在东廊室内，“气冷如冰，爇数不热，数灯皆暗黯作绿色”，呈现一派荒凉古寺的景象。其余奴仆住在西廊，甚至不敢入睡，手持蜡烛彻夜坐在廊下。后来据其他寺庙道士说，什刹海庙经常闹鬼，甚至有孤魂野鬼害人致死的。纪昀深以为然，想到寺中大多封闭，认为此处鬼魂尚多。[3]这从侧面证明什刹海沿岸某些地区空旷无人烟，在当时市民的普遍观念中，是“鬼界”而非“人界”。这种心态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在田野调查中我们了解到，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什刹海、积水潭周边仍然是“祭鬼”的主要场所。除了在水岸周围送三、送库、焚烧祭品外，每年七月十五还有放河灯、点蒿子灯祭鬼的风俗。老住户说：“我们小时候，七月十五点蒿子灯。因为以前（什刹海）这一片儿很空旷，有那香蒿子长得挺老高，七月十五它们也都枯萎了，就把香头啊、香啊，拿蒿子这么一粘，就好像一棵树似的，七月十五点这个，据说也是给鬼照亮的。[4]”甚至积水潭附近的自杀案也特别多，仅以《中国近代各地小报汇刊》中所收北京近代小报为例，凡涉及到积水潭的社会新闻，无一不是与自杀、投河与凶杀案有关。这与当地空旷无人烟的环境有关，但也许也与这一水体被认为是黄泉入口这种观念有一定联系。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了当代，有什刹海周边的老住户告诉我，前几年，一位大学生淹死在什刹海里，结果第二天，水里灵异般的漂满了河灯，没人知道河灯哪里来、是谁放的[5]。即使如今什刹海已经是酒吧遍地、夜夜笙歌不息，在某些老住户的心目中，它仍然是一片保留给鬼魂的水域。
2.停灵寺庙
城墙之内的人类世界，不仅属于生者，也属于新逝亡者，他们像邻居一样彼此共存，但各自有自己的主要生活区域，分别是住宅与停灵寺庙。
住宅是活人居住的地方，新逝亡者徘徊在生死之间，可以继续停留一段时间，直到灵魂最终离去。停灵寺庙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是不属于“人间”的“异界”，死者可以短期或长期地住在这里，直到找到最合适的永久居处，如果找不到永久“住处”，那么一直留在神灵的家里也未为不可。神灵的慈悲不仅惠及死者，活着的人也可以把寺庙当做“旅馆”或便宜的“公寓”，短期或长期地住在这里。因为神灵的在场，生者与死者相安无事、互不打扰。
从清代直到1950年代，停灵暂厝的寺庙常常也兼有旅馆或公寓的功能。例如，西四报子胡同隆长寺一直有对外出租庙房的传统，清乾隆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内务府奏报，隆长寺等十二处寺庙“将房屋赁与人居住，希得房租”[6]，清末北京旅行指南《朝市丛载》中“庙寓”一节中，记“西四报子胡同隆长寺”为著名庙寓。而从田野调查了解到，自民国时期到1949年以后，隆长寺的租户中有商人、职员、煤铺等各种身份的人。但与此同时，隆长寺也是京城著名的停灵治丧寺庙，日本占领时期的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死后就在隆长寺停灵[7]。据1944年北平市警察局调查登记，隆长寺内停有汤望等人灵柩6具，其中最早一具停放于此已有十年时间[8]。老住户还记得当年大殿与后殿停灵的情况，而他们就住在殿侧厢房中，并不觉得这样有何不妥。再如帽儿胡同文昌梓潼庙，在1946年调查时停有灵柩95具[9]，与此同时，寺僧也将“群房出租度以生活”[10]。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租户就与灵柩比邻而居，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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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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