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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例子表明，坟地主要在外城和郊区，主要原因可能是内城人多地少，但深层观念仍然是认为，坟地应远离嘈杂的人类生活区，与动物、植物和山水自然在一起。这是关于“好”的坟地环境的标准，而只有无力选择“好的”坟地环境的贫民，才会下葬在生者环绕的城内区域。城内的坟地之所以是“坏的”，是因为这一环境对死者有害，而不是因为坟地会影响生者的环境。因为我们发现，居于城市中最繁华区域中的坟地，并不会造成人们的不适，与此相反，这些坟地甚至有可能成为观赏和游览的对象（江南城隍庙的例子）。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外城人烟稠密处，也并不缺少各类墓地。[21]1938年北平特别市公署所绘的《北平街衢坊巷の概略》地图中，标出了这些义地的所在，参见图一（外三区）与图二（外四区）。其中蓝色部分为作者所加，大略标出了义地的范围。从图上看，这些义地紧邻居民生活区，相隔并不甚远，以至于有的义园甚至就位于外城的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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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外三区的主要义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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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外四区的主要义地分布图
事实上，坟地也的确是北京市民休息娱乐的场所，这一点在家族坟地上表现的更为明显。家族坟地不仅是祖先长眠的地方，更是家族之“根”的所在地，是生者休憩、团聚，暂时脱离日常生活空间，回归祖先怀抱以“新生”的地方。换言之，坟地不仅是“死亡之地”，更是“新生之地”。坟地能成为新生之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清代皇帝推崇孝道，鼓励民间祭祀祖先。根据清制，因罪籍没之家，坟园祭田不入官，这一规定至迟在雍正年间已经存在。[22]因此社会各阶层都悉心经营茔地，开辟田园、涵养土地、修建度假别墅，以防家族后人万一获罪，还有安身立命之处。可以说，祖先长眠的坟地除了是精神归宿之外，它在现实意义上也确实成为市民“最后的家园”。例如，据刘小萌研究，许多旗人在面临生计拮据或仕途受挫时，都选择回归坟园，一方面在风水极佳之处静养，另一方面也就近管理坟园，重新以务农为生。[23]不仅如此，对传统的北京市民来说，“上坟”本来就是一项与休闲游乐有关的活动。清明节俗以上坟为主，然而踏青赏春也是同时必做之事。明代《帝京景物略》记：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是日簪柳，游高粱桥，曰‘踏青’……”[24]。此俗到清代仍传，《康熙宛平县志》记：“清明日，男女簪柳出扫墓……既而趋芳树，择园圃，列坐馂余而后归”[25]。《都门杂咏》中说“满怀幽恨锁乾坤，佳节凭谁记泪痕？只见驱车芳草路，纸钱烧去更销魂。[26]”也就是说，祭祀祖先之后，人们总会在芳香的树林与园林之中饮酒宴席，在祖先坟前哭泣之后，很快就转入轻松休息的愉悦。同时，并非只有清明节这一特殊节日中，人们才把上坟与游赏联系起来。《闲窗录梦》中，穆齐贤多次提及他在送葬或上坟之后，就近欣赏坟地附近美景。道光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他送葬王府长史喀勒春喀爷，“出朝阳门送殡，至六里屯饮茶休憩。看竹子及石碑文“[27]。同年五月二十一日，是穆齐贤师母去世百日的祭期，他上坟祭奠师母，随后“同钟哥、老秀登铙钹山，四处眺望。”下山后，又专程到附近田村茶馆饮茶、喝酒、食面。[28]不难理解，坟地本是依山傍水，精心挑选的“风水”之地，加上人们重视坟地内动物与植物，自然也就成为适于生者游览休憩的景观空间。并且，坟地的景观之美对生者与死者具有双重意义：对于死者而言，它是魂归自然、并与大地和谐共生的象征；而对于生者而言，它也是离开城市，回归山水与田园以得到身体放松、精神慰藉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坟园不仅是死者的“地府”，它也是生者的“天堂”。
总之，至少在清代到民国前期，在西方“健康”与“卫生”观念进入北京之前，北京市民的丧葬观念与实践中，将死亡——去世到下葬这一段时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中死者会面临不同的危险，而生者有责任帮助死者度过这些危险期，让他们顺利成为“祖先”而不是僵尸或鬼魂。只有死者顺利完成这一旅程，才能为生者带来安定与幸福，否则就会给生者带来灾难。最重要的是，观念中的每一阶段，都会投射到实际的物质空间中，在城市中划分出黄泉之路、神灵之家和新生之地的所在，并表现为水体、寺庙与坟地三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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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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