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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朝创作的、具有深刻政治隐喻意义的画作有很多，代表性的如李唐的《采薇图》《晋文公复国图》《胡笳十八拍》等。《采薇图》描绘的是伯夷、叔齐于商亡后逃入首阳山，“不食周粟”、绝食以殉国的历史故事。其寓意，一在于激励人们抗击金人入侵的爱国热情，二是表达对当时投降派的针砭之意。《晋文公复国图》则描绘了晋文公重耳历经千难万险而“复国”的故事，以古喻今，激励人们抗击强敌，“复兴”大宋王朝，并借晋文公寓意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胡笳十八拍》描述了蔡文姬被匈奴所虏、最后又回归中原的故事，寓意在于表达高宗欲迎回徽钦二帝并雪靖康之耻的决心。画作所表达的态度对于稳定民心、提高自己的威望大有裨益。李唐学生萧照的《中兴瑞应图》，则以时间为序，直接分段描绘了赵构从出生到被封为康王，靖康之难后南渡重建宋王朝的故事。“中兴”，表达了高宗复国的伟业；“瑞应”，则意指赵构建立南宋政权乃天命神授。事实上，南宋时期有关高宗“中兴”的画作还有很多，“有题萧照、李嵩合作的，有题刘松年画的。总之，所谓高宗‘中兴’，侈言瑞应，所画非一人，所画非一本”。
总之，高宗时期，为维护统治，出现了一系列带有深刻政治寓意的图画，楼璹《耕织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创作出来的。虽然楼璹只是小小的县令，但其任职之地却是南宋都城临安府的下辖县，也即京畿之地。他还出自一个进士辈出的显宦家族，因此必定对高宗的爱好、举动、用意等十分了解，所以他才会想到以图画的形式来响应高宗的“务农之诏”，借以表达自己的重农、悯农之意。与以往朝代相比，南宋王朝由于偏安江南，没有广袤的国土，所以在正统观上，南宋更为强调“地缘”与“种族”之别，即自己为“华夏”，代表了文明与正统，而金则为“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而文明的一个重要体现，即是发达的农业生产。因此，《耕织图》的创作正契合了高宗皇帝的施政方针与个人心意，彰显了南宋王朝相较于金朝的政权正统性与文明的优越性，所以《耕织图》才会被大力宣扬，楼璹也因此“蒙玉音嘉奖，宣示后宫，书姓名屏间”。对此，高居翰曾说：
农耕与纺织都是农民的职业，两者都需经过数月作业工序才可完成。因为它们能在固定的条件下完成，所以体现了汉人稳定的农业社会的理想，这和游牧民族更为流动不定的生活方式恰成对比。对于高宗来说，这些绘画作品都是为了维护其相对于金朝而言的英明的政治统治。金人虽然采取汉人的统治方式，但仍有游牧背景，因而能否承担农民的利益颇可怀疑。高宗在用这些视觉修辞手段时就像是一个政客，农民要求遵守古老、稳定和保守的价值观，同时指控其政敌不理解农民所关心的事情。
三、个人情感的表达：楼璹与《耕织图》的创作
以上我们从宋代时期人们看待绘画的观念转变以及南宋初期政治社会形势的角度，对楼璹《耕织图》的创作背景进行了相关分析。但任何一部作品的“诞生”，创作者个人的积极创作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若要了解楼璹《耕织图》何以产生，就必须对楼璹个人的创作动机进行深入分析。学界也有观点认为，《耕织图》只是代笔之作，是楼璹让人按自己意图绘制而成后再进呈给高宗皇帝的，就如同宋初开宝年间权臣孙四皓让寓居画家高益绘制《搜山图》并进献给皇帝一样。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楼璹的主动性作为一个因素来进行分析，因为即便是代笔之作，也是由楼璹最早提出创作意图并按其想法付诸实施的。只是由于文献中有关楼璹本人及其创作《耕织图》的记载非常有限，相关分析不免带有一定推测性的成分。
楼璹，字寿玉，一字国器，小名曰嵩，明州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生于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卒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楼璹出身的楼氏家族，本世居奉化，后徙于鄞县，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进士辈出。楼璹的曾祖父楼郁，是家族中第一个获得进士及第的人，“自六经至百家传记之书，无所不读，其讲解去取必富于道德之意，发为词章，贯穿浃洽，务极于理，好著书”，曾受当时的鄞县县令王安石嘱托“掌教县学者数年”。“子常、光，孙异、牟，五世孙锷、鈜、钥、镛、鑛，六世孙汶皆踵世科”［17］1168-1169。楼郁六世孙淮、浟及七世孙采，亦是进士及第，一门先后出了十四个进士。其中的楼异，为楼璹之父，元丰八年（1085年）丙科进士，曾先后知秀州、随州、明州、平江府等，进徽猷阁直学士。楼钥，楼璹之侄，曾为其《耕织图》作跋，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及第，曾先后任温州教授、宗正寺丞、温州知州、吏部尚书、婺州知州、宁国府知府、太平州知州等职，有《攻媿集》遗世——为了解楼璹生平及事迹的最主要文献。楼异、楼钥，《宋史》均有传。
宋时鄞县楼氏家族进士辈出，但楼璹这一代却均未获得进士及第。因此，楼璹初入仕途，是“以父任得官”。就是说，楼璹是以父祖官位、豪门世家的余荫而得官的，即荫举得官。这也是中国古代官员选拔的一种重要方式。楼璹“以父任得官”的具体年代不详，初“佐婺州幕”，绍兴三年（1133年）六月，除知於潜县。正是在於潜县令任内，楼璹创作了《耕织图》。而楼璹之所以要创作《耕织图》，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
首先，前已述及，《耕织图》的创作是楼璹对高宗皇帝“务农之诏”的响应，对此，楼璹侄儿楼钥在《耕织图》后序中已有明确说明。明代大儒宋濂亦云：“宋高宗既即位江南，乃下劝农之诏，郡国翕然，思有以灵承上意。四明楼璹，字寿玉，时为杭之於潜令，乃绘作《耕织图》。”另据楼钥所记，楼璹喜欢收藏画卷，并喜欢与雅士交游，“襟度高胜，所至多与雅士游”，晚年告归后曾绘《六逸图》及《四贤图》，这说明他具有一定的绘画才能与艺术鉴赏能力——这可能是当时很多文人士大夫都具备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说，那种认为《耕织图》非楼璹亲作，而只是代笔之作的观点可能是不正确的。另外，楼璹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并非如孙四皓那样的“权臣”，因此可能也不具备这样的实力。
其次，楼璹创作《耕织图》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所具有的重农、悯农情怀有关。如果说皇帝的“务农之诏”是“外因”的话，那么楼璹的个人情怀就是“内因”。史载楼璹是一个对民众疾苦十分关心的人，如早在其担任婺州幕府期间，当得知“州岁贡素罗数颇多，民不能输”时，他就积极向上级申请以减轻民众负担，“为州将作奏，自诣行在，所具利害，朝廷为损其数”；提举广南时，“到官尽削前弊，较量珍货，使贾胡自持权衡，诸蕃咸服”；在担任福建市舶及荆湖北路等转运判官时，“其漕湖南，适安抚使以病死，摄州事，狱讼淹滞一日而决。遣之，时以户部所降滴乳为道里费，言诸朝罢之。淮南残于兵，多旷土，朝廷令起赋，第之，以垦耕者闻，无一毫加增”；晚年告归后，“置腴田五百亩，取范仲淹规模为义庄，以活宗族之不给者”。韩若兰认为，楼璹这种对民众疾苦的关注，是与范仲淹、王安石等北宋改革家相一致的。正因为此，她认为楼璹创作《耕织图》的用意是与范仲淹、王安石变法完全相同的，都是以民众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只是楼璹位卑权轻，不能像范仲淹、王安石那样从政策层面将自己的观念付诸实施，因此只能借由图画与诗歌来加以表达。因此，楼璹《耕织图》的创作是由范仲淹、王安石等变法改革所激发的。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有臆断之嫌，不能仅仅因为两者间在观念上是一致的，就认为他们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因为重农、悯农意识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共有情怀，不只在范仲淹、王安石及楼璹身上有所体现。
最后，楼璹创作《耕织图》可能还有更为实际的考虑，即证明自己的能力，以获得上层重视，进而获得更高的官位。前已述及，楼璹是“以父任得官”，从未进士及第。楼璹曾对此深感苦恼与痛苦。因此，他创作《耕织图》又是为了证明自己虽然没有进士身份，但仍是一个有责任与能力的合格官员。事实上，楼璹也确实凭此获得了上层的肯定，“未及，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课最闻。寻又有近臣之荐，赐对之日，遂以进呈。即蒙玉音嘉奖，宣示后宫，书姓名屏间。初除行在审计司，后历广闽舶使，漕湖北、湖南、淮东，摄长沙，帅维扬，麾节十有余载，所至多著声绩，实基于此”。对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亦有记载：“璹，异子也，为於潜令，宣谕官举其政绩，诏俟终更引对而甄擢之。”考虑到宋代官员选拔与任用过程中残酷的“选人”制度的施行，即使一个进士出身的人，考中进士后要想很快获得任命并升迁，也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像楼璹这样未有进士出身却能获得快速升迁，除其显赫家世外，不能不说《耕织图》发挥了很大作用。可能正是看到了楼璹获得皇帝恩宠与升迁的“捷径”，后世又有很多人重复了向上层进献《耕织图》的行为。如楼璹的侄子楼钥即曾向皇太子进献楼璹《耕织图》：“装为二轴。伏望讲读余闲，俯赐观览，或可备知稼穑之艰难及蚕桑之始末，寘诸几案，庶几少裨聪明之万一，亦以见下寮拳拳之诚。”理宗朝时，程珌亦曾进呈《耕织图》：“绍兴间有於潜令楼尝进《耕织图》……高宗嘉奖，宣示后宫，擢寘六院。绍兴帅臣汪纲近开板于郡治。臣旦夕当缴进一本，以备宴览，玉音嘉纳之。臣今已装背成帙以进呈，伏望陛下置之坐隅，时赐睿览。”
结语
如上所述，楼璹《耕织图》在南宋初年的“诞生”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并对后世影响深远。虽然其并非我国最早的耕织图，但却是后世绝大多数体系化耕织图的“母图”。在其影响下，后世出现了诸多以耕与织为题材的图绘作品，“继此画院多有仿为之者，如庆元之刘松年、延祐之杨叔谦，肃题署不同，其出蓝于璹一也”。这些作品，有的直接据楼图摹绘而来，有的则受楼图的影响创作而成。据目前的资料记载可知，早在南宋时期就至少出现了6套与耕织相关的绘画作品，其中现存的仍有4套：黑龙江博物馆的《蚕织图》，为楼璹《耕织图》之《织图》的宫廷摹本，约产生于12世纪后半叶；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丝纶图》（马远，创作于1210年）与《耕获图》（约创作于13世纪）；上海博物馆的《耕织图》（约创作于12世纪）；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的《织图》残卷。另外，南宋名宦汪纲亦曾制作了楼璹《耕织图》木刻版，著名画家刘松年亦曾据楼图而仿作《耕织图》，惜已不存。还有李嵩创作的《服田图》，绘浸种、摊田、插种、田、肥田、拔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刈、持穗、登场、簸扬、砻、舂石、入仓等古代耕作十几道工序。元代创作的、现仍存世的，则有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耕稼图》（忽哥赤，约创作于14世纪中叶）与美国佛利尔艺术馆的《耕织图》与《蚕织图》（程棨于1275年所作，被认为是最接近楼原作的图绘作品）。这其中尤可注意的是《耕获图》。此图被描绘于团扇之上，并可作为礼物在朋友间相互赠送，“耕”与“织”已成为当时非常普遍与受欢迎的绘画题材。而受楼璹《耕织图》所开创传统之影响，明清时期均产生了大量成体系化的耕织图图像，如明邝璠《便民图纂·耕织图》与仇英《耕织图》，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耕织图》以及《棉花图》《桑织图》等。这些图绘，成为历代王朝进行社会教化的重要工具与媒介，体现出深远的象征与社会治理意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南宋楼璹《耕织图》的“诞生”，是有其深远且重要之社会意义的。
作者简介：王加华，男，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史、乡村社会史研究。
（本文原刊于《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注释和参考文献略去，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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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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