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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认为，有些人不能或不愿意存养自身本有的善性、善心，反而将其所固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放逐、丢失，于是，人世间便有了善人与不善人的区分。因此，“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孟子·告子上》。，一个人只要能“求其放心”，将其放逐、丢失的善的本性、本心找回来，或自然顺应其先天本有的善心、善性而为，就能成为一个德性完满的人。
在孟子那里，良知被看成每个人心中所固有的属性。人禀承此“天”或“道”而有“性”与“命”，个体的人安身立命、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应当追求人性的回归。只有在人随时可以成为“人”的状态中，人们才真正感到安全，这种安全感，也就是一种家园感。这是人们的精神家园、文化原乡，也是人们心灵的真正故乡！若是这种家园感遭到破坏，或者现实与之发生了偏离，人们便会从内心产生一种深深的不安，便会有回到故乡、家园的渴求与冲动，在情绪上也会产生乡愁。乡愁即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所感觉到的美好存在不存在了，由此而生发出一种情感上的失落；由于失落，心里便产生了一种弥补的渴求，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去实现这种美好，或者说要努力将这种美好在我们的生活中再现出来。这种乡愁便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内在动力，而不仅仅是一种悲与愁的情绪。
这种乡愁促使人们回归——回归到心灵的、精神的家园，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情感和心理得到一种妥切的安顿；另一方面，这种乡愁也促使人们对现实进行改造，使现实能够符合或接近理想家园的要求。从这个角度言，乡愁有一种现实的价值，它引导、促使着人们不断追逐梦想、改变现实，趋近于至善，升华人们的精神世界，也规范人们的现实生活。
二、城巿化与乡愁的产生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有可能导致乡愁的出现。城市化一般意味着现代化、市场化，这种现代化、巿场化是建立在高度的科学化基础之上的。应该说，城市化对人类而言有其重要价值，这一价值主要体现在形下这个层面，即物质的高度发达与技术的日益精巧、细致，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了人类物质生活的高质量，让人们觉得日常生活非常便利。
但也要看到，这种高质量和便利本身，并不一定能保证人们的心灵得到真正的自在、自由。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如果过度追逐利润、追求物质成果的不断翻新，人们很可能忽视当初大力发展物质文明的初衷。那么，人们大力发展物质文明的初衷是什么呢？一个可能的答案，便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包括精神和文化发展的需要。但在现实的城市化过程中，人们往往容易忘记这个初衷，一旦如此，人这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因素可能被忽略。所以，过度的物化是有可能对人的心灵产生逼仄的。
如前所述，虽然城市化带来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但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并不意味着人的精神安顿问题可以相应得到解决。就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渔夫与金鱼》的故事，故事中的老太婆，可以看作是贪得无厌的物欲的代表，在物质满足之后，其心灵仍然得不到妥切的安顿。从这个故事中引发出一个思考：我们生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若以追求外在的物欲满足作为生活的唯一目的，可能如渔夫的老太婆一样，总是处于不满足的过程中，如此心里充满了焦虑、狂躁、掠夺性。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追求物质的技术能力越强，其迷失也越深，因为人们已经不知道自己究竟要达到或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目的。人要实现其为人，要靠什么来支撑、满足。当人心胶著于外在物欲的时候，其内在的生命之光却漆黑一团。乡愁的产生，正是人心处于此种矛盾之中，即内在的心境与外在的环境不相应，由此产生出一种意向和冲动，希望内在光明之心境能够落实于外在之境遇，使之活泼地日新、日长，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传》。
人的精神生活如何安顿？城市化的发展似乎并不能直接解决此问题，或者说，城市化只侧重解决人的物质生活方面的需求。而人们的心灵要得到安顿，在城市化、科学化之外，还得有人文的情愫，要有对心灵的关怀和精神的安顿，才能保证人的全面发展。在城巿化过程中、巿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固然有各种生活的轨则，但这些轨则基本上是一种外在的束缚，不能真正成为每个人通过自觉而明的“礼”，人们对于轨则的遵循，只是出于习惯，而不是出于自己的本初之心。由心灵所发的人之情与意就成为浮泛无根之游魂，随风飘荡。
外在物质世界与人的精神世界毕竟不能相等同，人要诗意地栖居于这个世界，不仅仅要靠高度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同样也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所以说，文化生活对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乡愁之所以产生，就在于城市化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扩充自己的物欲，在物欲膨胀过程中，离我们的本心越来越远。不可否认，城市化的过程使人类获得了不少的科学知识，但对于明人所当有的“明德”，则似乎并未显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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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姜舒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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