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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视野下的中国民间文学笔谈】
当代中国的文化形态充满了丰富的张力，多元与合流、西化与本土的复杂关系，深深地植根于全球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之中。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下简称《文化工程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文化工程意见》首次以国家纲领性文件的形式，明确指出，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民间文学需要在两个方向上努力：一是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二是经典中国民间故事的动漫改编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基于此，我刊邀请国内八个中国民间文学学科、民俗学科博士点单位的相关学者笔谈，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视野下的中国民间文学提出理论与实践的思考和建议。国内外知名学者刘守华先生也愉快地应允了笔谈邀请，我们还邀请了文化产业界代表和语言学方面的专家，从多个维度讨论中国民间文学的当下语境与传承发展趋势，以期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背景下对中国民间文学学科提出建设性意见。
笔者作为在中华民间文学园地耕耘达半个世纪的学人，读到《文化工程意见》深受启迪和鼓舞。现仅就近日读书所得之管见略书一二。
一、民间文艺重要价值的评估新议
2016年6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举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会上致辞中的这一段话特别受到笔者的关注：
可以说，民间文艺是传统文化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组成部分，印刻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和审美风范，值得我们礼敬和传承。[1]
在1990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40周年之际，李瑞环同志所发的贺词中，认定“民间文艺是我国各族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她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当代人民文化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两段话所表达的肯定民间文艺价值的基本意思虽然是一致的，现在却加了三个“最”字，以“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来突显出它在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位置，所表达的对民间文艺的尊崇与礼敬就更为鲜明强烈了。
这三个“最”字来自何处？笔者按自己的记忆线索，查找到1950年3月29日北京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时，被推举为首任会长的郭沫若先生的讲话，开宗明义道：
如果回想一下中国文学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学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就是民间文艺或是经过加工的民间文艺的作品。[2]
原来这三个“最”是这位文化巨匠从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概括而来的科学论断。由于民间文艺“出身低微”，长时期受上层封建文化的压伏和社会的轻视。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汹涌，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和创办《歌谣周刊》，才使得民间文艺学进入新兴人文学科的殿堂，并且在新中国建立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民间文艺学受到漠视的境遇并未完全改变，至今在高校的学科目录中，它还没获得独立位置，而是在“社会学”的二级学科中，以“民俗学（含民间文学）”这样的别致方式来处置，严重地影响了这门学科及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亟待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和解决。现已有人建议在“艺术学”门类中列入“民间文艺学”分支，或恢复80年代学科设置中将“民间文学”同“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并列的体制，我以为都是可取的。
民间文艺的价值评估本是老生常谈，却成为当下不得不面对的新话题。
二、深入审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鲜明特质
以上是对中华民间文艺总体价值的评说。由于民间口头文学及其采录研究活动在世界各国具有普同性，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从五四时期发端之日起，就深受日本、苏联和欧美学界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以同国际接轨为前进趋向，其间有利有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经济文化大潮汹涌澎湃向前的今天，深入体查中国各民族创造传承的民间文学的特质和百年来中国几代学人奋力耕耘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无疑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刘锡诚先生的巨著《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已对此作了系统清理而备受好评。笔者也撰有《映日荷花别样红》[3]一文给予称道。此稿借用一句宋诗“映日荷花别样红”，强调它紧密联系中华国情来考察这门学术发展而有别样发现与魅力。因匆忙成篇，意犹未尽，这里再略作补充。
立足于中国国情，充分认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民族特质，是中国民间文艺学真正走向成熟的首要标志。例如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因而孕育生成的民间文学不论在生活内容和艺术表现上便格外丰富多彩；又如，民间文学的普遍形态本是口头传承，而中国丰厚的上层文化，繁富的中层通俗文化和扎根泥土的下层民间文化却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融合，显得十分复杂纷繁；再如民间文学主要是农业文明的产物，20世纪初期和中期的中国社会，民间文学正保持着它最鲜活的姿态，发散出最强旺的生命力，因而这期间采录得来，以民间文学集成为代表的这些作品特别光彩照人；特别是民间文学中所饱含的下层民众要求挣脱黑暗渴求光明的心声，正应和了一批民族精英立志改天换地的宏图大略，于是才有了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知识分子到民间去这些破天荒之举。关注民俗和民间文学，虽然是20世纪初叶西学东渐而兴起的，其根柢却深深扎在中华大地的沃土之上。这同西方列强伴随殖民主义扩张而兴起民俗学之类学科实有天壤之别。这也就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很早就受到共产党人的青睐，以致成为左翼文化一个侧面的历史机缘。
笔者无意就此问题泛泛而论，只说一下近日阅读刘锡诚先生新作《双重的文学》，书中所引录毛泽东于1940年就如何估价旧中国乡村文化写给周扬的一封信而生出的感想。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又被推举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周扬，既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又是中国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堪称中国民间文艺学的主帅，刘锡诚撰写的长文《周扬与我国民间文学事业》，对他组织领导新中国民间文艺事业作了翔实而全面的回顾与评说。最引人注意的是此文引录了毛泽东1940年11月17日，读到周扬刊登在延安《中国文化》杂志上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一文后所写的一封信，信中既肯定周扬此文“写得很好，有大影响”，又对一些“不大妥当的地方”作了修改，进行讨论。他认为此文“有把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混同，把现代中国的旧因素与新因素混同之嫌”，特地强调指出：
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一农民亦不宜说只有某一方面。……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4]
毛泽东的这封信，直到2002年才收录于《毛泽东文艺论集》正式发表。刘锡诚说，“毛泽东给周扬的这封信，对于理解周扬这篇文章的一些观点以及如何理解农民都极为重要”，作为标志，他的这篇文章毕竟完全改变了他本人以及‘左联’朋友们曾经的贬低和忽视民间文学的偏见，同时也为两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民间文艺的重视和提倡作了铺垫。（毛泽东的《讲话》稿曾交由周扬做过不少修改。）[5]
可见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兴起，特别40年代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重视和提倡民间文艺之风介入文学主潮，新中国建立后又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侧面持续发展，是同共产党人重视乡村，重视农民的历史创造作用分不开的，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从西学东渐和少数学人对新学的探求来解释。我曾以《走向成熟，走向世界——中国民间文艺学百学历程》为题撰文，在1999年12月出版的加拿大华文学刊《文化中国》刊出，文章开头写道：
行将结束的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风雷激荡，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期。千百年来紧密伴随民众生活，真实记录他们历史足迹，直接抒写他们爱憎苦乐与梦想追求的民间口头文学，也相应地备受文化界的关注，终于构成为一门现代人文学科——民间文艺学，并获得了长足发展。从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创办《歌谣》周刊，到90年代末规模宏大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陆续问世；从鲁迅称道众多的民间故事讲述人为“不识字的作家”，到毛泽东亲自倡导采集民歌，向民间文艺学习以补益新文艺创作；从《故事会》这样的刊物每期发行几百万份，到一系列口头文学家的口述作品专集纷纷问世，享誉全国并走向世界，等等。诸多事例构成百年中国文化史上别开生面的崭新篇章。[6]
我个人从上世纪50年代起，投身于民间文艺学园地耕耘不息，也是从新中国诞生后在洪湖师范学校就读，被安排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搜求洪湖革命歌谣，由珍爱这一草根艺术的社会氛围所吸引而以之为业的。新中国诞生后，即组织了第一个半官方的群众文艺社团——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作为推进全国民间文艺事业的核心部门持续至今，尔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文艺调查，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一直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等，被誉为采录研究民间文艺的几个黄金季节接踵而至，所获成果蔚为壮观。不论是少数民族的部分史诗，被誉为“文化长城”的民族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志书，还是现今列入国家规划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都是在国际上超拔出众，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文化珍品。而这些都是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和推动下，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文化工程来实施所取得的。从采录研究到高校讲坛，不断涌现的几代民间文艺学家，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文化热潮中迅速成长和显露头角。对上述“学科与国情”给予深入审视和充分尊重，将使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本土化”步伐更坚实有力，也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注释：
[1]刘奇葆：《坚守民间文艺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人民日报》2016年06月14日，第4版。
[2]郭沫若：《我们研究民间文学的目的——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0年4月9日，第4版。
[3]刘守华：《映日荷花别样红》，《中国艺术报》2016年10月12日，第12版。
[4]刘锡诚:《双重的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54页。
[5]刘锡诚:《双重的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55页。
[6]刘守华：《走向成熟，走向世界——中国民间文艺学百学历程》，《文化中国》，1999年第6卷第4辑，第55－60页。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大培育项目“中国民间文学资源创造性转化研究与实践”【CCNU2016018】”阶段性成果
本文原刊于《华中学术》第19辑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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