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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通城县志》（二十四卷，清同治六年活字本），“亲故以角黍、腌蛋相馈遗，盛者金花表礼，如‘正旦’。”
又如《安福县志》（三十二卷，清道光三年刻本），“扎彩为龙舟，喧金鼓，往来波心，谓之‘竞渡’。……姻族拜庆，略如元旦，馆师尤有加礼。”
端午节使用植物清洁、避恶、祛灾、除病等仪式，在其他节日也有所借用。
如《保靖志稿辑要》（四卷，清同治八年多文堂活字本），“正月十三夜，乡间老少妇女入城，在各寺庙观灯，谓之走百病。端午，角黍，蒲艾，雄黄酒，竞渡。”
又如《龙山县志》（十六卷，清光绪四年刻本），记有，“三月，三日，女童摘地菜花簪首，曰辟疫气，或和作饭。清明，插柳叶于门，童男以柳圈首，亦曰辟疫。”
再如《直隶澧州志》（二十六卷，清同治八年刻本）记有，“正月初三日，祛柏叶及女贞叶爆之，云辟蚤虫。卫生清洁事物。端午，禳毒，辟毒气。开聋，飞凫。除毒疾。取蟾蜍实墨于口，倒悬干之，磨以涂痈疖。六月，伏日，作汤饼，名辟恶。”
这里的几个例子，与端午插蒲艾于门首、小儿涂口鼻、佩香囊等行为来辟邪祛病大致类似。在正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等时节都可以进行这样的活动，只是变换使用了当季的植物，相比较可以发现，这些避恶祛病事项背后的思维结构和文化心理是一致的、共同的。发生“移借”的这些事项，集中在春夏，到了秋冬，便很少有祛病的记载了。
如迎神送瘟中像抬阁和送船等仪式，在地方志中也不少见，除了端午节，其他节日或不定期的某些日子也会举行，用祈禳仪式来祛除灾疫、求得平安。在关于湖北和湖南的地方志记载中，在民众生活中如此突出而重要的送瘟仪式往往会移借到其他时间段使用，种种记载可以与大端午的送瘟船相互映照，具体形式区别不大。例如，
《常德府志》（二十卷，一九六四年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影印）记有，“正月，至十八日烧灯，以草为船，实以纸马，送至江浒焚之，谓之‘禳灾’。”
又如《慈利县志》（十八卷，一九六四年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万历本影印）记有，“正月，朔日，翌日，寺观僧道击铙鸣鼓，为各家收瘟，复作纸船，设忏悔以遣瘟。”
再如《永绥厅志》（三十卷，清宣统元年铅印本）记载的大多为苗俗，其中有，“正月，秋千戏，延巫师，将五色纸禳之，十二日，民间共延巫师上刀梯以除瘟疫。”
例子中提及的正月习俗事项，借用了端午的五色符号所制作的五色纸，是用来除瘟疫的。正月的秋千戏，有时也移借到其他节日，端午习俗事项中至今还保留有秋千戏的活动。上述禳灾、收瘟等仪式，一般称为“打醮”，除了前引的正月外，在其他月份的事项中也时有所见。
《巴东县志》（十六卷，清光绪六年刻本）记有，“平安醮每岁三四月，邑民咸出金钱延黄冠诵经，分东西上下街，扬幡挂榜，市中贴过街幡，书‘解瘟释疫’、‘祈福迎祥’各四字。往年于设坛之三四日，装演杂剧、龙灯之属，名曰‘清醮’。近年无之，名曰‘素醮’。撤坛之日，以纸糊船送之江中，谓之‘放瘟船’。里中亦诵经二三日不等。”
《宁乡县志》（四十四卷，清同治六年刻本），“端阳竞渡，以初一日划起。……以二十日为‘龙会’，二十五日为‘分龙会’。此二日有雨，谓可免旱灾。是月敛钱延僧道建坛，结彩张灯，鼓吹五七日，曰‘请水’，迎经曰‘游船’，以弭灾迓福，曰‘打清醮’。亦或以六月举行”。
《郧西县志》（二十卷，清同治五年刻本）“旧于天河码头竞渡，于火星庙开坛作醮，扎舟送神，谓瘟火会。六月六日，是日为杨泗将军诞辰，沿河祀神演剧，各舟子赛会争胜。”
《保靖志稿辑要》记有，“三月三日，乡俗聚会，杀羊祭鬼，一说祭伏波将军。”
可见，祛疫送灾的祭祀仪式，人们根据需要常常移借而来搬演进行，内蕴意义相同，并不只限于端午。与大多数地方不同的是，后两种的记载中提及，祭祀伏波在三月三日出现，祭祀杨泗在六月六日出现。送瘟的活动不仅时间上可以有移借，地点上也可以变换，如例子中在码头边的火星庙举行，而竞渡争胜移借到六月六日祭祀杨泗时举行。六月六日，一般称为“过半年”，是端午—夏至由热转凉时节的另一节点，倘若不限于一个具体时间点，而从较大的时间段上去解读，也可归于与冬至—新年相对应的结构范畴内。在文献资料中，六月六日“过半年”中有不少民俗事项与五月五日“过端午”是完全相同的。
综上所述，节日事项在不同时间和场合中，出于近似的功能、使用目的和内涵意义而有可能出现相互挪移、叠加、借用等现象。在时间的纵轴上，同一年之内的不同月份之间，五月的节日事项与正月、三月、六月等相关事项之间还存在进一步比较和研究的可能性。
余论
在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中国境内，生活着多个族群，他们因地制宜而拥有着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李济从考古资料中提出过“多源中国”论，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苏秉齐“满天星斗”的文化阐述，无不指出了一个共同的事实，即在某种程度或某些层面上的共享与共有，并不能改变同时还存在着的多样性、多元性，甚至多源化的相互杂糅与整合的文化现实。
对于节日事项的研究，既不能以偏概全，又不能一叶障目。因此，上述讨论和例证使用“共有”“扩散”与“移借”等几个概念，来概括并解释节日事项的繁杂多样性。节日事项的“共有”，是建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保证了节日的整体性、延续性，不仅是某一群体的标志物，而且能够成为文明之间相互交往和对话的基础。而节日事项的“扩散”和“移借”恰恰是节日生命力的有效保障，是人类在生活实践中的智慧结晶，为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带着这几个概念去认识细碎的民俗生活细节，就能够透过现象看到节日的本质。
（本文原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16年第三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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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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