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在人类社会史的发展过程中，民族与国家有着重要历史性联系。但是，民族与国家原本有着各自起源和变化的轨迹，只是到了现代，两者才走到了一起，成就了所谓“民族－国家”形制。国家有自己的边界，民族也有自己的边界，二者同中有异。而在国家边界之外，还存在着族群文化边界和地缘边界等不同的边界范畴，它们相互交织。“跨境民族”同时兼顾“国家”与“家园”等不同的概念，它们同中有异，趋势有同有逆，复杂多样。论文试图对这些关系进行梳理和厘清。
关键词：跨境民族；边界；文化认同；家园遗产
一、语义辨析
从定位层面看，当“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这个国际通用的政治性国家体制一出现，“跨境民族”概念也随之生成。因为，这里的“民族”（nation）所指，是就现代国家的体制而言说、而附会的。虽然，在对所谓的“跨境民族”的概念辨析上，学术界还存在着人言言殊的情状，却并不妨碍人们对国家边界、领土主权等是现代民族国家基本要素和要件的共识。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在古代“天下观”的“一点四方”形制中，“民族”多以“人”来指称，有指称族群的，如“汉人”、“苗人”；有指称区域群体的，如“南人”、“北人”；有兼指称政治地理性的，如“南蛮”、“北狄”；有专门指称外国的，如“胡人”、“红毛番”、“洋鬼子”等等。至于古代典籍中的“民族”一词，据郝时远教授考证，最早出现在南朝，综其语义有二，即“宗族之属和华夷之辨”。然而，由于我国古代传统的政治地理学遵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形制，“边境”往往是语境化的。一方面它有非常明确边界，比如“边关”（长城就是一个有形的分隔），“戍边”成为帝国政治的国家重务。另一方面，它也可以任意跨越，既然天下皆我“中国”之“王土”，又何须“边界”？可知，人们今天所说的“跨境民族”是民族国家进入到近代中国以后的产物。“跨境”之“境”指的是国家领土的空间范畴和范围，并以各式界碑加以区隔。今日世界，国家被冠以“民族”之名；“民族－国家”遂为国际公认的现代国家单位，并成为国际政治对话的基础。这是“跨境民族”的基本定位。“民族国家”的主体是政治性的；“跨境民族”当然也主要是政治性的。
从表述层面看，在我国，对于现代国家与国家相邻和接壤的民族关系，学术界使用了诸如“跨界民族”、“跨境民族”、“跨国民族”、“跨国家民族”等概念，对跨境（界、国）的民族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高潮。今天，学术界较为共识地使用“跨境民族”。1982年范宏贵教授在《我国壮族与越南岱族、依族的古今关系》一文中提出了“跨境概念民族”这一概念，它在学术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同和较大范围的使用。无论是“跨境”、“跨界”还是“跨国”，其共同性很明显：1．都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虽然在“前民族国家”阶段已经存在各种族群在空间上的交流、冲突、融合的历史现象，但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跨境民族”语境指涉为现代民族国家。2．既然如此，“跨境”、“跨国”、“跨界”、“跨国界”都是指现代的“国家边界”，或具有“国家身份”的符号涵义。3．现代民族国家首先是一种政治体制，这也决定了“民族”强烈的政治性。也正是这个原因，“族群”偏向于表述文化内涵。“民族”和“族群”成为各自侧重的概念。4．在国家边界交接的广大地带，历史在原本多种边界关系相交错的地方，加上“民族关系”，强化了政治化、国家化和领土主权。今天人们所讨论的所谓的“跨境民族”，即以国家为主体，以现代为语境。在具体语词使用上，“（国）境”、“（国）界”等大致相同，略微差别的是：“境”侧重于空间范围，“界”偏重于边界。二者其实不能分开言说。无境便无界可言，有境必有界，至少在国家范畴是这样。
从操控层面看，既然“跨境民族”的主体是国家，其中涉及到“领土主权”，所以，所有的现代国家都会将“边境”作为国家与国家的“晴雨计”。国家会根据语境变化进行适时的调整。今天的“跨境民族”自然与“全球化”进程相配合。“全球化”在不同的阶段语境中会对民族国家提出的新的要求，民族国家也会因此进行调整。同时，这也是对民族国家之“民族性”的检验。本质上说，“全球化”表达的是一种动态的结构和图景，它也会不断挑战边界，甚至摧毁“民族大厦”。因此，每一个国家都会适时地根据其民族主体的所谓“核心利益”需求，——特别是“领土的要求”，对既定的民族国家的权力提出新的评估和调整，以检验“全球化过程是否削弱了民族国家的能力，使得民族国家无法捍卫其系统的界限和自主调节与周围世界交换关系；如果属实，又是哪些全球化过程在削弱民族国家的能力”。为此，哈贝马斯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1）管理国家的法律安全和管理效率问题；（2）地域国家的主权；（3）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4）民族国家的民主合法性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从历史层面看，所谓的“跨境民族”是一种“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全世界皆无例外。但是，在“跨境”领域，这种“传统”的发明却每每遇到“现代”的纠缠，其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发明”根据所属主体的原则，即是“我的发明”；经常的情形是，共享“边境”的另一方的“他不接受”。纵然现在的“联合国”（UN）也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发明”，却经常并无法解决“边境问题”，其中原委大多是历史“发明”所积沉下来的错综。“跨境民族”不是凭空出现的产物，它秉承历史的“根基”，即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缘生纽带；兼顾所处的特定语境，即所谓的“情境”进行“传统的发明”。“传统”既是指原始性古老的遗物，又指其成为今天人们选择和指示的一种创造与发明。它并非在时间上简单回溯，而是根据需要建立与“过去”相关的符码，并从中发掘或者制造出新的东西。重要的是：传统必须向所属单位负责。相关的形态有三种，且相互交错：1，建立或者使社会联结、社会团体符号化，不管这种团体是真正还是“人造的”（artificial）；2，使所建立起来的或者合法的机构，地位或者关系具有权威性质；3，这些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使之社会化，包括信仰、价值体系以及行为模式。这一切看上去使得“共同体”具备了认同的机制和基础，其表达和象征形如一个“民族”。从这个意义上看，“跨境民族”的逻辑正是基于此。
从认知层面看，“跨境民族”是一种认知意义上的变革与整合，即“民族”与“国家”的历史聚合。二者的聚会，经历了权力和现代技术，特别是印刷、传媒等合力作用，“民族”与“国家”被认定其具有重叠的边界，使其成为符合现代形态的“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勾勒了一个具有逻辑性和认知性链条，其前提是：1．“民族属性（nation-ness）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有普遍合法性的价值。”2．其先决条件是，在制造这一个历史价值的行为中，文字的作用无法替代，它成为影响文化现象“注删”的一种行为和权力方式。在这里，“想象”（imagined）需要做一个特别的注释，即它与中文语境中的“想象”有所不同：在中文使用时，人们很容易将其与“凭空想象”联系在一起；而在西文语境里，“想象”（imagined）具有“实体性”，具有国家主权，具有领土归属。“想象共同体”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想象的、有限的、主权的和共同体的。所以，“跨境民族”其实正是表现不同“想象共同体”之间所建构的现代语境关系。
从谱系层面看，“边境民族”包括两个基本的概念组合，“边境”与除了与我国传统的“一点四方”（即“五方）有关外，也与西文中的margin，frontier，border，boundary，王铭铭根据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对这些概念的辨析，并将它们与我国语言中实用和翻译中的情形，得到了如下的结论：Boundaries≈边缘/边界Frontiers≈边疆/前沿borders≈国界/边境。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民族”是从欧洲历史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果实，并将其作为“礼物”赠送给了全世界。在古希腊的文字里面，Ethics（即“人种（学）”、“人类（学）”、“民族（学）”、“族群”等词汇的词根）被亚理士多德用作αυφροπολογτα，意指“人的言说”和“人的待遇”。人类学一词从一开始便具有叙述的意义，具有人类心理和体质两方面的意涵。其本义主要描述“自然群体”历史生成，以及不同群体间的差异。因此，人类学研究的视野首先投射在“族群”的内部依据和生成逻辑上，以确认人类的基本单位。无怪乎人类学家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非常重视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如氏族、部落，并在它们的历史空间和居落形态——村落、社区之间的同质性（homogeneity）与异质性（heterogeneity）之间进行选择。“民族”是延伸性的。
就学科层面看，从研究范式而言，当一种新的研究对象出现以后，便会随即出现了新要求；于是，相应的研究背景、符号、意义、表述、工具等也必然随之变化和变革，纵然是变革相对“滞后”的学科也会由此产生“稳固”和“创新”：一方面，强调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范式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包括对象、范畴、方法等，并且形成相对的“学科边界”，不可随意跨越。另一方面，学科以及研究范式是对既往具有同质性研究总体性的概括，并加以“定式”的确定。但这并不意味固守和不创新，毕竟现实在发生变化，文化在发生变迁，学科的“边界”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总体上说，人类文明在其不断发展过程中，将不同的表述方式和类型借用“学科”的规范和“域界更新”（frontier innovation）共同巢筑起学科的樊篱。像“民族学”这样的学科，原本正是追随“民族”之迹之范的学科。“跨境民族”之类也会在学科和研究范式上有所突破。需要特别强调，“跨境民族”研究不是任何单一性学科足以承担者，“跨境”也意味着跨学科“边境”，而且随着语境的变化，还需要随时更新学科知识。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
